轩辕轼轲是一个特别能“说”的诗人，是一个在谐音、转义、博喻和嫁接的语言上最喜欢用复沓铺排的句法家。他的很多诗能够通过一个细小场景或不相干的人事呈现讽喻性和悖论性的精神症候。这些纷纷登场的历史性人物和标志性的故事，在重新演绎和“借尸还魂”的套路下无不指向更具“传奇”的现实境遇与整体性的精神大势。他还常常借助谐音和双关的“滑动”方式引爆集束式的语言意义组群。这些词义之间的移动、打开和互文效果显然更能容纳诗歌的体积和情感当量。这种按照当下流行的“穿越”在他的诸多诗歌中达到了极致，他似乎能在如此自由的空间里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改写”和打通现实与历史之间庞杂不清的戏剧性关联。他是这样一个诗人——够严肃又有点“不着调”，看起来“信口雌黄”却又句句直指“人心”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