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更多的将中国农村改革视为农民自发推动的结果。通过对以安徽省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考察，本书认为国家的改革派领导者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推动作用。集体化末期国家治理和国家上层意见的分化，为改革派领导者的基层实践埋下了契机；通过在灾害这一特殊背景下对政策的策略性变通，改革派领导者成功实现了对基层民众意愿的捕捉和凝聚；并以“试点”的方式，打开了地区性政策变革的通道；并最终通过将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转化为国家制度转型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了国家在市场转型初期治理意象的延续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