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何小颜 |
| 出版社 | |
| 出版时间 | 2003-04-01 |
特色：
一本笔记体写成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作品。全书近百则，内容广泛，图文精致，涉及神话、哲学、饮食、物品、技艺、花卉、动物等方面，有折扇探源，有香汤沐浴，有男人簪花，有金铃送响，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世态风物与民俗人情尽现其中。作者自述：本书集中于文史方面的内容，所涉皆中国传统的世态风物、民俗人情。世界上已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世界的经济超级大国——1820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英国《金融时报》2002年1月3日）；与之相称，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大量发明创造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正像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类似的或照搬的发明与发现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然而一段时期以来，说中国文化早慧或说早熟，竟是带有点贬义的。就好像少年老成（更不中听的俗话叫做“小老头”）一样，并不见得讨人喜欢。那种基于文化自卑心态的，更把这种早熟当作是中国古代的畸形发展。就像有一种谴责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感性的东西还未上升到知性的认识，就急于辩证综合，达于理性之境了；因此，中国虽娴于技艺、富于思辨，却独独没有科学——这科学须依赖知性的认识阶段才能产生。此外，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讲法。其实，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20世纪初此论已发其端（首见于1915年《科学》创刊号发表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直至今天，学界持此观点仍大有人在。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辩论的双方常陷入一个误区，即无谓的语词之争，而双方在事实、立场方面并无不同。否定的一方，所说的“科学”其实特指的是“近代科学”，即始于16世纪由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创建的科学，具有数学与实验结合、理论系统严密的特征。这样的科学，不要说古代中国没有，古代西方也没有。那么，既是近代才冒出来的东西，何苦苛求中国的古人呢！肯定的一方，所说的“科学”则是扩展了概念的“广义科学”，就笔者所知，*宽泛的甚至是这样一则定义：“科学是人类对世界发展着的认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认同这个定义，见《传统与超越》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那么只要人类一出现，产生了“对世界发展着的认识”，科学也就随之诞生，准此，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更是与科学贫乏症绝缘。可见，有与无，似针尖对麦芒，争论得热热闹闹，兜底一翻，原不过是字面分歧，说有固不必大喜，说无亦不必大忧。这里有个建议，就是先解决一个“通名”的问题。比如天文学，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大文学，只有天学，这其实就是不肯把天文学作为通名。当我们把眼光放开，在地域文明中就会发现这种不肯通融的缺陷：因为古代希腊。古代阿拉伯也同样没有现代意义的天文学，而必以其各自历史上的命名作为名称，这就很不方便了。反之，采用通名，我们就可把中国的天学称作古代中国天文学，同理，也就有了古代希腊天文学、古代阿拉伯天文学等一目了然的称呼，凸显了它们之间的共性。我想，对于“科学”，也应如此对待。因此，我赞同说中国古代有科学（至于有人把它贬低为技术，则可另作讨论。依浅见，这样的贬损必定是失败的。即以中医为例，岂一个技术了得），而这同坚持中国古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科学毫不抵悟。真正有意义的探讨，倒是关于东西方文明和文化模式的区别、比较和互补。但由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落后挨打，救亡图存，遭遇了太多的苦难，文化的挫折感使思想界带上了激愤的情绪，只求颠覆历史而不讲继承，以反传统作为启蒙，抹有浓重的文化虚无主义色彩。本位空心化的结果，必然仰赖外物予以填塞，虽然其中不乏普适的先进文明如自由、民主、科学、市场经济、法制等等，然而强势的西方中心论也就裹挟而来，不自觉地成为我们用以衡量、评估祖先遗产的价值的标杆。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自轻自贱的情结难以化解，以致我们不能客观冷静地直面自身的传统文化，并从中真正做到去芜存精、汲取丰饶的养分。现代化的历程表明，中国受惠于西方的近代工业、近代农业、近代科学、近代思想理论，对待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鲁迅所说的主动的有选择的“拿来主义”的确是*佳方案，这是不必谦让、更不必自愧和懊丧的。因为，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字、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船、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等等一系列的科学技术与发明创造曾同样是“西方受惠于中国”（见〔美〕罗伯特·K·G·坦普尔帕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11～12页，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版）。正是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推进了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中国人……在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之间达到了一个西方世界无法企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见《中华科学文明史》第1卷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中叶以前并不为西方人所知晓，就连我们中国人也是一脸茫然；更有甚者，当今天这一已被西方学界认可的历史事实（这是同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分不开的）放在面前时，我们的一些人仍在疑古的纠葛中打转，而不能坦然接纳。笔者在这里并未打算重复李约瑟先生以及其他许多前人已做过的研究工作，更有意绕开“四大发明”等耳熟能详的重大贡献，对许多已是众口交誉的传统瑰宝和绝活甚至“视而不见”，而是避重就轻，属意于我国古代文化的角角落落，作一些枝枝叶叶的发掘和描摹。即便如此，笔者仍可深切体会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睿哲聪慧。本书虽集中谈论的是早熟早慧的中华文明，却并未刻意地去举荦荦大端者加以证明；相反，采用的是琐议杂俎的方式，其中不乏长期被忽略、遗忘或不曾深究的题目，今试加以考察，以补苴罅漏，贡献一得之愚，心意足矣。书中部分文章已先行分别在《文史知识》、《历史大观园》、《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过。说起来，每一篇小文也确实讲究心得和新意，走笔之际，常怀“多言数穷”（老子语）、“文字之设，要以达吾意而已”（朱熹语）之念，虽只言片语，却务求名止于实，义至于适。写作也不全在于介绍，还带有议论、考辨，并在必要时交待文献证据的原始出处。例如在《纳凉风扇：轮扇·风轮·风车》一文中，笔者首次对汉至清代的纳凉风扇的发明、制作的脉络作出概述及考证。在《澡堂》一文中，笔者通过《事类赋注》引《寿阳记》（已佚）的片断文字，证实至少在南朝初期公共澡堂已经出现，纠正了学界长期以为始于宋代的观点；并有趣地发现明代也有蒸汽浴（两文原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5年第9期、1992年第7期），等等。此外，像唐人烹饪用色素，宋人记球形闪电，元人造水族馆，明人邸报之新闻猎奇，清人之“废纸”收藏……皆为新说，道人所未道。此类独得的见解亦散见于全书，即使有些题目已被前人论说过。也必结合史料写出自己的观点。至于不少中华大雅绝艺，众口争谈，相因剿袭，辗转铺陈，已失机趣，在此则力避之，免遭人厌。如民风“斗鸡”，人皆如数家珍，本书则不取，而爬梳旧籍写“斗鸭”；如器乐“铁笛”，世谓无非吹弄之物，本书却笔走偏锋，剔抉出一曲“侠客行”来。书中有志补文史之空白，亦力纠学界之偏误。如举世关注的5000年前大汉。文化陶尊刻符 ，学人解释皆似是（认定与“太阳”有关）而非，笔者运用比较文化学的方法，通过世界各大古文明同类图符的对照，揭示了其徽纹的真相。又如凡谈风筝者，世人竞相引唐诗《风筝》为证，本书则指出该诗乃咏风铃而非风筝，其误会缘于世人不知古有风铃之制（以为是晚近舶来品），并专辟一章写风铃。如此等等，篇中关节，不能一一具表，读者自可领会。因此可以说，这里奉献给大众的，是一部更多的取自个人视角、带有个人印记的文化漫笔。我们不应虚饰自骄，但也不应妄自菲薄。中华民族的确显得早慧早熟。当我们拨弄着我们祖先掩埋着的文明灰堆时，深邃的智慧就像是磷遇空气那样，时不时会闪现出耀眼的光芒。何小颜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