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中国风俗史的研究，在我国学界一向是十分薄弱的。张采亮的《中国风俗史》出版于1902年的清末，这本中国风俗史的开山之作，几乎雄踞了20世纪的一百年而未见来者。晚清末年，那是一个进步思潮汹涌、变革风云激荡的伟大时代，作者虽然受到时代和史料的局限，却已经显示出其进化论的世界观、朴素的唯物史观和现代学术的思维和理念，而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这本书毕竟只写到明代就嘎然而止，并非一部通史。后虽有邓子琴的《中国风俗史》遗稿问世，但其出版的时间却到了20世纪末的1988年，且**编已佚，给学界留下了很大的遗憾。到20世纪90年代初，严昌洪出版了一本《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梳理研究中国近代的风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张采亮留下的不足，惜也非通史。其间，虽然还有各种专题的著作陆续问世，但属于风俗通史一类的著作则一直阙如。本书的出版是对此的一大补缺。
风俗史研究所以长期处于沉寂的状况，我想不外有两个原因：一，写文化史的人在学理上没有认识到风俗的发生和嬗变是如何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和进程，故而忽视对风俗及其变迁的研究；二，写文化史的人因眼界狭窄，缺乏风俗学和风俗史的学养，只好避而远之。这是历史所使然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了和吸收了前辈和同辈学者的合理见解，提出了这样的一系列概念和原则：“风俗是在一定社会中，被普遍公认、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被模式化了的生活方式”；而且把作为“社会人群所约定俗成的、模式化了的生活方式”的风俗，区分为（亦即限定于）生产、生活、礼仪、岁时、信仰、社会六大部类；特别是提出了：“风俗文化是每一个族群或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分民族、族群的主要标识之一”，“风俗史是国家、民族或族群形成、发展和变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论，在学理上的阐述，使风俗学和风俗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不仅厘定了风俗史叙述和论列的对象，而且确立了风俗在民族、族群和国家识别上的地位，以及风俗史在历史学、特别是在文化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