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朱凤瀚 |
| 出版社 | |
| 出版时间 | 2004-07-01 |
特色：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其内容、文字都很艰深，一般人大概不太容易读懂。但自“初版”问世以来，无论圈内业外，皆竞相评述引用。在学科、专业日益明细化的当下，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怪”现象。然则，由此亦能窥得该书学术影响之一斑。新近，天津古籍出版社以增订本的形式对该书重加印行，实乃嘉惠学林之举，颇值激赏。与“初版”比较，“增订版”在内容、版式等方面，都大有改观，给人一种全新的气象。其一是增添了“战国家族形态”部分，使结构体系更为完整，名与实亦终得相符，弥补了“初版”所遗留的缺憾。其二是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依据新出材料所撰写的、内容相关的新文字，使“初版”中的某些具体论述、论点更为坚实可信。其三是配上了百余帧插图，如此一来，既能省去读者翻检核查原材料之苦，同时也使得装帧版式更为美观大方。当然，对“初版”文字等方面的讹误亦多有厘正，开本也有较大的变化。相信该书还将有再次重印的可能。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自“初版”问世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书中所述内容，学界已十分熟悉；观点上的是非得失，亦早有公论，再作评骘，或属无谓。但该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以及作者具体运用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倒很值得一谈。 20世纪70年代之前，先秦古史研究的范围较窄，基本集中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史等领域。当然，也有学者做些社会形态方面的研究，但关注的多为先秦时期的社会性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点、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等问题。总之是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主，且多停留在以论代史、或为经典作注的阶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亦多僵化、教条，不能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认真深入地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规律。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思想的解放与实事求是精神的大力提倡，中国古史学界的研究风气始有所转变，当时诸多新一代的学者，努力尝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的作者朱凤瀚先生，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始，朱凤瀚先生便将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定位在先秦社会历史的探讨，而家族形态问题就成了具体研究的突破口。这无疑是把握住了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明诸重大历史问题的本质性特征。此后20余年间，作者在历史学方面所做的研究与探索，大致没有脱离先秦家族问题。朱凤瀚先生当年的这种选择，对开拓当时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局面，树立实事求是、深入扎实的新学风等等，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所体现的第二个特色，便是先秦历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众所周知，先秦古史素称难治。其原因不外乎二：一是传世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二是研究手段要求多样。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传世资料的匮乏，故而在研究过程中就必须凭藉考古遗存等传统史料外的新材料，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扎实的基本功，诸如考古学、古文字学、器物学、历史文献学，当然还须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修养，甚而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还要做到融会贯通，也即所谓的“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或“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关于先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王国维先生早在1925年就曾明确提出，要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也就是今日大家耳熟能详的“二重证据法”。这一历史研究法在中国学术界曾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但长期的社会动荡，导致了新时代学者对这种研究法的隔膜，很少有人能够身体力行地、将之自如地运用在先秦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所以，当时在理论方法与实际操作之间，事实上成了互不搭界的两张皮。但《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其研究方法与同时代的不少著作大相异趣，书中比较充分、自如地运用了古文献、古文字、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所以，所提诸多论点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很多方面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表现*为突出的就是晚商与西周部分。不仅如此，作者所提倡的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对时下年轻一代的先秦史学者影响很大。现在的新一代学人，已不再纠缠于各学科应不应该结合，更关心的是如何寻找结合点、怎样更好地结合等问题。这种意识上的进步，大概就是《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所体现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学术影响。 关于学风问题，也值得一提。众所周知，每个学者的学术生命都相当有限。《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的作者，在先秦家族形态问题上，倾注了二十余年的心血。此等学风，或许会令时下很多所谓的学人不解。孰是孰非，后人自有判断，倒毋需由笔者绕舌。 朱凤瀚先生在“初版”后记中尝言，要写一部《先秦家族制度研究》以作《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的姊妹篇。十五年过去了，我们也确实看到作者撰写的诸多相关专论，但更希冀有专著问世，也相信精彩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