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国学自身怎样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发展演化进程，其*显著的主线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系列充满歧异而使人困惑的讨论虽然都以学术为题，却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形成了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反映出时人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投射入且表述出20世纪前期许多中国士人的共同期望，即中国的整体“复兴”。
片断：区分君学与国学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前夕提出的“君史”观念为这些士人提供了一个诠释的方向，邓实、黄节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君学”论。不过，梁启超的“君史”主要是指以历代正史为代表的整体中国史学，以与尚未出现的“民史”相对应，其结论指向中国“无史”；而国粹学派的“君学”则是和先已存在的“国学”相对应的全体学术之一部，若抑此扬彼，仍不无“复兴”的可能。如此将传统学术划分为“君学”和“国学”两大部分并以春秋笔法明其褒贬，实际是一种重构中国学统的尝试，尚有相当程度的建设意味；不过，正因为“君学”是借鉴以破坏为主要特征的“君史”论而产生，它随时也可能导致中国“无学”的结论，这一走向在学术与物质层面的“实用”紧密联系起来之后日趋明朗。梁启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虽然还有“二通”等昔人相对不甚看重的第二手著述近于“国史”，这一断语仍将中国主要史籍几乎横扫殆尽。梁氏“君史”之含义，即谓历代修史者其意不在国之强弱和民之生计，“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国、长子孙，如斯而已”。在此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他对中国过去尚有近于“国史”者也几乎不再提及，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君史”的负面含义，并干脆直言中国“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