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在转瞬即变的时空里，在人生无以反复的过程中，经典是打败了时间的文字、声音和表情。那些坦诚的语句，那些无畏的呐喊，那些人类精神的思考，唤醒了我们曾经的期望，鼓起现在的勇气，不再虚空浮华、怀疑未来。 这些智者的身影和流传以久的词句，净化了我们的心灵，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可以错过但不会被磨灭的，什么是瞬间即逝却又是*宝贵的。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随遇而安》题目就透出了闲情逸致的情趣，汪曾祺把自个儿被错打成右派的苦难写成了“三生有幸”，因为他下放时“切身体会了劳动是沉重的负担”，摘掉右派帽子后回到所里，又成了“全国盖无第二的吃过这么多种马铃薯品种的人”。他就是这么随遇而安！他要让读者到他静谧的文学天堂里悠闲一下，展现眼前的却是五味俱全，多姿多彩的生活。 汪曾祺融合着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审美趋向，无形地渗透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之中。读他的文章，那份感觉好比繁忙之余悠闲地品味香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