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王立 |
| 出版社 | |
| 出版时间 | 2005-08-01 |
特色：
外交界有句至理名言，“外交授权有限”。这一条在某种意义上对美国驻外大使也可适用，他们无一例外地遇到大事都要请示华盛顿，按白宫或国务院的指示行事。他们不管自己有什么观点，都必须奉行华盛顿决定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常讲的一句话是，“大使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执行者”。因此他们在任时期的表现和对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都与当时美国政府总的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但这些美国大使的个人风格和政治背景各不相同，他们一般有很强的个性，因此在奉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界限内，不同的大使在任内能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对中美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些大使在退职以后仍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因此，本书在介绍这些大使的情况时，不只讲他们在驻华大使任内时期的表现，也阐述他们来华任职以前的经历以及退职以后的情况，这样才能全面看出他们的思想面貌和不同风格。 美国的11位驻华大使，如按他们的资历来说，一般是由总统政治性任命的，如布什、盖茨、伍德科克、尚慕杰等人皆是如此；另一类是职业外交官，由美国外交机构基层逐步升至大使级，如恒安石、芮效俭和洛德等人。个别人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如布鲁斯和李洁明等。这两类人各有自己的特点：政治性任命的大使一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事前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他们对中国一般不抱过多偏见，易吸收新的看法，他们同总统关系都较密切，有事可直达总统，不完全受制于国务院，因此，这些人对中美关系可起较明显的作用。职业外交官一般是“中国通”，会讲汉语，对中国比较了解，同国务院关系密切，遇事请示汇报，很少越过国务院与总统直接打交道。这些人对中美关系也有较大的发言权。 这11位大使在作风上各有千秋。有的大使老成持重，谨言慎行。如布鲁斯和盖茨两位大使， 两人地位颇高，但来华期间深居简出，生怕出事，这种作风适应了中美关系打开初期的特殊需要，当时美国在对华关系上非常敏感，中美相互也不太摸底，因此白宫对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要 求不是多活动，多干事，而是少出头露面，防止出事。另一种作风则与此相反，如早期的布什主任和后来的洛德、芮效俭大使等，他们不同意国务院早期所做的默守成规的指示，主张在华积极开展活动，扩大美国影响。这些人的做法也有所不同，布什是积极结识中国领导人和各界朋友；芮效俭、伍德科克、洛德、尚慕杰大使等都善于演说，对中美听众都敢于表态，特别是芮效俭和伍德科克都曾因公开发表不同于政府观点的言论而受到国务院的责备。 从这些大使的政治立场来看，他们的共同点当然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出发点虽然相同，但在表现上却不一样。比如布什，作为共和党的保守派，他早年是反共亲台的，当尼克松和基辛格策划打开对华关系时，他在联合国还为保住台湾的非法席位而煞费苦心。后来他逐步认识 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其中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伍德科克大使上任时已主张中美早日建交，为推动卡特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积极努力，他的出发点同样是为了美国在世界全局中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美国舆论对中国十分负面的情况下，芮效俭大使敢于仗义执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人权状况公开辩解，美国有人指责他是“亲华派”，但他自己坦言，“我是亲美派”，是按照美国的利益行事的。说到底，美国大使们都希望中国的发展方向符合美国的价值标准，但通过什么手段呢?有人主张发展双方合作和对话，从而对中国产生影响；有人则主张通过施加压力，或进行遏制。事实一再证明，向中国施压或推行遏制政策都是行不通的，而双方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发展合作关系，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也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我们不可能期望美国的大使们会为中国的利益而行动，但我们希望他们在观察中国时能够公正、客观，正确向国内报告中国的现状，并不断为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和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在介绍美国驻华大使时，力求真实和客观，不做任何虚构杜撰，对他们为中美关系所做的贡献，总是加以肯定，对他们值得赞扬之处，也不吝笔墨；对其中有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是为了正视听，办法是摆事实、讲道理，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写书过程中曾参考某些中美出版的书籍，但主要材料都是作者多年积累的资料或亲身经历的事件。因此，书中不乏首次披露的内情，都是有根有据的材料，希望它的内容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并从中得到一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