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夷二三事李琪树1948年下半年，我和我爱人巴波先后从成都到了香港。那是因为1947年成都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不少朋友被逮捕了，巴波上了黑名单。我们虽然躲到乡下鲁绍先家(郫县两路口，作家张天翼在他家养病)，但风声越来越紧，在成都已呆不住了。从报上透露，民盟总部已转移到香港(我和巴波都是盟员)；从前来探望张天翼的友人口中得知，许多爱国的文化人都陆续来到香港，我们决定也去香港。巴波一到九龙就经作家蒋牧良介绍去拜访了适夷。我到九龙后，巴波也领我去拜访了适夷。我们过去只知道适夷是文坛的一位名作家，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好。他平易近人，头发稀少有些歇顶，有长者风范。我立刻就觉得他是可亲近的。我们到香港后，得到他不少帮助。**件事是香港地下党给来港人员发放救济费(一百元港币)，我和巴波的救济费是适夷跑前跑后为我们办的。其次，初到香港，我们没有地方住，巴波住在文协，我住姑母家。十月，适夷替我们在他住的九华径找了一间房，就在他家的隔壁，解决了我们的住房问题。从此，我们和适夷家就成了邻居。九华径是位于荔枝角的一个小山村，离荔枝角游泳场不远，环境还算优美。我们住的是一座楼房改造的一间大房子，用木板隔成三间，上下都有空，躺在床上都可以与邻居互相通话。我们住在中间的一间，左邻是适夷和黄炜夫妇，右邻是黄永玉和张梅溪夫妇。我和巴波特别和适夷亲近，这时我称呼他“楼先”，我和黄炜成了好朋友。我们也曾一起到荔枝角游泳场去玩，巴波和黄炜都能下水，我和适夷不会游泳，我二人就带着小楼爱在茶座喝茶聊天。再一件事是，我们通过适夷向党组织提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申请。他极热心地为我们办了这件事，让我们等候通知。住到九华径后，我们还结识了一些朋友。住在附近的有臧克家、郑曼夫妇；朱鸣岗、林端如夫妇；蒋天佐、陈敬容夫妇。还有常来往的方成、端木蕻良、陆志庠、余心清等。对住在附近的人们，适夷也极关心，这些朋友对适夷也很尊重。这些朋友大都是等待机会到解放区去的，所以聚在一起时，总是谈论着解放军胜利的好消息。适夷每进城回来，总要带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1949年4月末，适夷通知我们说，组织上已决定让我们到解放后的北京去，乘轮船。他告诉我们是有组织的，带队的是周而复，同船的多是文化界人士。我和巴波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我们就要到新中国去工作了，怎不令人激动呢。我们告别了适夷、黄炜，结束了在香港的生活，奔向那自由明朗的解放区。在北京，我和适夷又相遇了。那是在1949年12月，胡愈之介绍我到出版总署工作。报到那天，在院子里碰到适夷。我惊喜地喊他：“楼先，你在这儿工作吗?”原来他和黄炜在我们走后不久也回到北京，现在他二人都在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二处工作，适夷任主任，黄炜任助理编辑。适夷见到我也很高兴，听说我是来报到的，就让我到他所在的处去。我向接待我报到的王同志提出到二处去的意见，他同意了。我去二处也是任助理编辑。在适夷的领导帮助下，我对工作逐渐熟悉了，一直到1950年12月成立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后，我才和他分开。在这一年里，工作是愉快的，那段工作的情景，我至今难忘。我编了几本小册子，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我是民盟盟员，曾有段时间听人说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我很不痛快，向他倾诉说：“闹了半天，我还成资产阶级了，我有什么资产呢?”他对我说：“你是革命青年，不要有思想包袱。”我很感激他对我的关怀。1950年12月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署编审处的人员，分别到这两个社去。我当时决定不了到哪个社去，便去征求黄炜的意见。她建议我去人民出版社，说《新华月报》已经定了去人民出版社(臧克家、郑曼在《新华月报》)，我去人民出版社熟人比较多。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去了人民出版社。适夷和黄炜仍留在出版总署，我这就和适夷夫妇分开了。也就在这一年，志愿军赴朝作战，适夷报名去朝鲜参战，被批准了。我也报了名，未被批准。他和黄炜奔赴前线了，此期间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他们又回到北京，我们才又有了联系，但这就没有工作关系了，是朋友的情谊了。在京时，我常去看望他。我调哈尔滨后，一直和他保持书信来往。我出差到北京，必去看望他。虽然后来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们的友情始终不变，见面总是无话不谈。我得知适夷仙逝的消息时，万分悲痛。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再也听不到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了。时值适夷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作为我对他的悼念吧!P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