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冯建辉 |
| 出版社 | |
| 出版时间 | 2001-04-01 |
特色：
序言1978年8月15日，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黎澍、廖盖隆分别负责组织编撰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毛泽东传记。胡乔木希望尽可能加快编撰进度，使这三部书能够早日与读者见面。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组因受种种限制不欢而散，毛泽东传记组移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只有中国革命史依然由李新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后并人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撰。在中国，写成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很有必要，很有用处。但是困难很大。首先是档案不全，且封闭甚严；其次是亲历记和回忆录不多，尤其是革命领导人，很少发表过系统的亲历记、回忆录之类的文章和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达30年，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实在太多，要写得详尽丰满，不知道要多少卷帙！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准备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写成12卷、600万字左右的历史书。写史书，材料要丰富、准确。凡是材料不足、问题还不清楚的，宁可暂时不写。因此我们每卷所写的问题少而集中，但对每个问题都尽可能地写得详尽充实。为此，照录一些重要的原始材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编撰的书是著作而非资料。我们引用材料，甚至大量地照录原始材料，是为了通过材料把历史事件的原委说清楚。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等等，都是通过材料的叙述把它们展示出来，而不作凿空之论、虚妄之说。即使有少量的论述，也总以确凿材料为依据，用史实说明观点。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而非长期流行于世的“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当然，我们不只是单纯地排比史料，不要论述。只要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论述还是必要的。不过我们的论述，总是以材料为依据，用史实来说明，而且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样，我们的书，就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同于历史长编，可以称之为带长编性的著作，故原名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此次修订时，考虑到这部书的体裁和内容基本上采取纪事本末体，即以历史事件为纲，真实地记述了从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因此它又是一部通史类的史书。由于中国革命有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之分，所以我们又把它易名为《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要编写一部翔实的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我们根据以前编书的经验，决定采取协作的办法。我们主要依靠北京的高等院校和军事院校来参加，而没有分散到全国去。因为写书需要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过于分散就难以进行。为了便于就编写工作中出现的学术问题及时地进行研究讨论，由主编参加，每周或每两周举行一次聚会，坚持不懈，形成经常性的制度。参加我们写书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地方院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后勤指挥学院等军事院校的一些同志，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外地院校的个别同志，计70余人。开始写书的时候，我们把写12卷书比作建筑一幢12层的楼房，每一层内部的结构虽可有所不同，但12层应是一个整体，要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做到各层基本上一致，符合统一的规格。后来感到这部书部头太大，参加的单位和人太多，过于统一很难做到；而且各卷不能同时并进，势必旷日持久，不易完成，甚至有半途而废的危险。于是改变设想，把12卷比作12座建筑物，统一在一个园林里，从全局来看是统一的，就各个建筑物来说又是独立的。好比大观园里的怕红院、潇湘馆、蘅芜院等一系列的庭院，每一处都独具匠心，而且又互相联结，构成统一的整体——大观园，这样就更加美丽和壮观。大观园是《红楼梦》作者头脑中的产物，并无完全相同的实物可寻。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却是可供借鉴的实物。5个亭子大小有别，分开是独立的，而连在一起又大小适当，远近合宜，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要完成这样的建筑颇不容易，需要的是大建筑师。要写成与此相比拟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就更为困难，需要的是大手笔。而我们既不是大建筑师，又不是大手笔，只不过借它来作比拟，悬它来作目标罢了。根据这一新的设想，我们对全书12卷有了一个粗略的整体设计。12卷书，以一个院校为主承担一卷，各卷都设分卷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是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全国各族人民大众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这部历史是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的鲜血凝成的，它是那样的艰苦卓绝，那样的光辉灿烂，不用说我们这几支拙劣的史笔，就是*伟大的作家以他如椽的彩笔，也很难写出与这段历史本身相比而毫不逊色的作品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力争如实地把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记录下来。在各分卷主编和全体编撰者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多年惨淡经营，终于在1996年全部付梓。如果加上修订的两年，前后整整用了20年时间。20年，几乎占去一个学者正常职务工龄的一半，而对于经历过“四清”、“文革”，浪费了10年以上光阴的这一代学者来说，这20年差不多就是他们工龄的全部了。20年中，参加编撰的高等院校、军事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对本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时光教授在病床上忍受着肝癌剧痛校订了他所主编的第4卷《星火燎原》的清样，但是，当他含笑地看到出版社赶印出来的**本样书时，就溘然辞世。黄友岚教授未及看到他所主编的第10卷《争取和平民主》新版问世，即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间。第5卷《抗日潮流的起伏》主编之一的匡珊吉教授，也不幸得了癌症于1998年去世。他们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痛惜和不尽的思念。这部书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第1卷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下面各卷因无出版资助一时陷于停顿。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学术著作基金中拨款补贴，使全书编撰获得生机。郝盛潮、朱金元、陆宗寅等，在本书的出版和编辑方面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致以深深的谢意。这部书以材料较为丰富，内容较为充实，考订较为扎实，史实较为准确，受到读者和专家的好评。但因各卷编撰进度不同，未能按顺序出版，不少读者未能买全。为满足读者的需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决定修订，一次性推出全书12卷，这无疑是对史学研究者的*大支持。修订方案经编者、作者共同商定，修订只作小改，即改动已发现的明显的史实和史料错误，增补第7、第8、第9、第10卷的篇幅，而不作整体框架和重大观点的根本性改动，以保持全书原有风格。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永不止息，历史研究亦永无穷尽，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出现，随着实事求是和探索创新精神的发扬，随着史学家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完善，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将会有所突破和发展。即使那样，作为中国现代史一定发展阶段的大型著作，本书依然可供后之来者借鉴和批判，而有其长久存在的价值。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步。信哉斯言。这部书虽已编完，我们对中国革命及革命后中国的思索却未就此停顿。国共两党从政治分野到兵戎相见，较量长达20多年。*后3年（1946－－1949）的国共内战，国民党恃其优势兵力和大片国土以及美国援助，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中共军队；中共开始准备长时间抵抗，但形势发展迅速，仅仅3年即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为什么这么快？这固然与战略战术指挥密切相关，但根本因素是人心向背。国民党统治腐败，专制独裁，背离人民大众，特别是失去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动员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又得到国统区人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拥护，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这部书付梓，与读者见面时，中国人和这个星球上的一切人，都将与20世纪告别，跨入令人向往的ZI世纪。面向新世纪，中国人就不应仅仅憧憬着新世纪的曙光，而有责任对20世纪的历史进行一番回顾，厘清得失，吸取教训。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能清醒地面对未来。我们的书如能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带给读者以某种启示和鉴戒，则于愿足矣。李新陈铁健2000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