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宗教”主要关涉于理想与现实、超越与内在之间；“哲学”则主要关涉于中西之间；“儒学”则关涉到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社会、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张力。
片断：当代儒学与中国社会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当代）新儒学思潮，至今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宋明儒所面临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老的吸纳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贼自拔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名土”们抛却自我、茫无归着和“一意袭外人肤表”的肤浅芜杂，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不仅如此，作为20世纪全球性保守主义反应的组成部分，现代新儒家似乎更倾向于在一个普遍性的层面上认同于儒学传统的价值，这使得他们能够不仅把自己关联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特殊境遇，而且把自己关联于人类文化在现时代发展中所遭遇的普遍性问题。自早年的梁漱溟、熊十力始，新儒家学者所反复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在工业文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金钱名利的追求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会不会反而使人更多地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成为“物化”的存在？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意义的迷失、道德的危机、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新儒家所表现的就不只是对民族文化之存亡绝续的忧患，而且是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人类文化的前途、命运的苦苦思索，这是一种意义的追求、形上的探索、超越层面的体验、终极层面的反思，其用意则在于在终极关怀的层面（形上学和宗教的层面）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尽管新儒家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不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所限定的恒常价值在解决人类文化发展中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方面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他们的探求和思索与西方20世纪以来在打破了有关“科学万能”的神话后兴起的人本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学派相呼应，构成了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的一个环节和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