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颜炳罡主编：刘卓英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8-01-01

特色：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系统评述当代新儒学的学术论著。它力图将当代新儒学这股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思潮放到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变迁中去考察其来龙去脉，衡定其理论得失。对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思想做了重点评述。就当代新儒学的定性与定位、当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当代新儒学的历史流变以及儒家的人文主义、“三统之说”、“良知自我坎陷”说、“道德的形上学”等一一作出分析，且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本书语言流畅，持论公允，富有创见，很值得一读。片断：一新儒家在当今世界只是一批学者文化生命和学术动向的一种标识儒之一名，在孔子以前就存在了。孔子教诲他的学生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①儒在这里只是一中性词，它只是对一批职业化术士的称谓。故东汉人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②东汉人郑玄也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③扬雄认为：“通天地人曰儒。”④近人胡适先生考证：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由此可见，儒在前孔子时代就已经存在，它是从事某种与文化和习俗有关、具有特殊职业的一批术士。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是从这批术士中分离出来的具有文化意识和道德理性的学术流派。在孔子时代，君子儒与小人儒并行于世。在当时，儒之一名，决非桂冠，没有人争着戴它。就连后孔子出现，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也非儒。应当指出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儒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孔子以前，儒是作为一个掌握知识懂礼重乐的社会阶层而出现的；孔子以后，严格地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后，儒家学派是作为一个有文化意识和道德节操的社会团体而出现的。孔子没后，儒分为八，儒家内部随即出现了学术纷争。荀子时代，儒学已成为世之显学，正因它是显学，也就难免儒者一时鱼龙混杂。故而荀子认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甚至认为有徒具形式而丧失儒家精神的“贱儒”。当然荀子过份强调了儒的外王层面的规定，而相对忽视了对儒内圣层面的要求。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⑤东汉末年应邵仍然将儒者划分为“通儒”和“俗儒”。我们可以说自先秦至两汉，儒只是有知识、懂礼乐的知识分子文化归宿和精神格调的一种标识，同时它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知识群体，依据他们的精神格调分为君子儒、小人儒、俗儒、雅儒、大儒、贱儒、通儒等等。孔子以前，对儒并没有精神要求，所以也没有这些特殊的称谓。孔子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儒的生命方向与精神格调，使儒有了规范意义。儒之一名不仅一开始就夹带着假冒伪劣，而且儒者在中国历史上命途多舛，历尽坎坷。在“别黑白而定于一”的秦朝，焚《诗》、《书》，坑术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儒就是一政治上的黑帽。汉高祖刘邦之轻贱儒生，奚落儒生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沛公不喜儒，诸儒冠儒冠而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弱其中。”⑥郦食其以“状貌类大儒”不见，复报以高阳酒徒则见之。自汉武帝至东汉末，儒学颇受当政者的褒扬，然而曲学阿世的公孙弘之辈，欺世惑众、沽名钓誉的赵宣之流，都打着儒家的旗号，败坏儒者的声誉，儒之一名遭到了玷污。紧接着曹魏政权、司马氏政权打着礼法、名教的幌子，干着破坏礼法、名教的勾当，儒之名在假冒伪劣的冲击下，声誉一落千丈。后记：校后记校完*后一页书稿，心情并不轻松，相反，思绪飞扬，久难遏止。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革一幕又一幕地在脑海中闪过；而儒家学者在滚滚时代洪流面前，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一次又一次地奋起抗争所表现出的沉雄与悲壮，精猛与无畏，苍凉与无奈又在眼前晃动。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当代新儒家傲然挺立，睥睨名流，抗拒流俗，坚守文化传统，反抗全盘西化曾不止一次让自己动容，而今，他们的身影愈加分明，久久挥之不去……在二十世纪的帷幕行将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即将照耀东方天空之际，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不是情识化的批判）当代新儒家理论之得失利弊是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严肃课题。因为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当代新儒学是一客观存在，也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当代新儒学的影响正与日俱增，所以对这种影响是置之不顾，还是正确引导，当代学人应有自己的决择。本实事求是原则，对当代新儒学作出客观、公正地评判是本书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下，对当代新儒家任何人物的学说都不掩长，也不护短，一一放到中国文化与哲学变迁的大流中去加以衡定；面对时下研究当代新儒学的各种观点既无迎合之心，也无抗拒之态，以为是者，虚心承受，不存在任何成见，以为非者，提出批评，也没有什么权威。本书之作只是想将自己长期以来在该领域积思积学，困勉以得的一些体会如实地呈现出来，一方面作为自己在学术领域艰难跋涉的见证，另一方面使它成为读者了解当代新儒学的一条引线。当然，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甚至是误解、误评先贤之士，恭俟方家提出批评。本书总论篇的导言曾于1996年7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的儒学会议上宣读，**章也曾于199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上述两文在收入本书时，进行了充实、修改、增减。不过，到今天为止，仍未收到两次学术会议的文集，深感遗憾。在本书行将出版的时候，我想起了年近古稀仍然在田间劳作的父母，想起了培养我成长的一位位老师和给予我许多帮助的好友。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王兴业教授、周立升教授、方克立教授对我的帮助和指导。记得刚毕业时，我沉醉于周易研究之中，是王兴业教授把我带入儒学领域。后来我由孔孟进入牟宗三，与周立升教授和方克立教授引路之功是分不开的，而且在研究中，他们时时督导，再三勉励，常能纠偏补弊。山东大学丁冠之教授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后来又为本书出版奔走呼吁。台湾海洋大学人文部教授，徐复观先生的门弟子乐炳南先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且在多方面给予支持。乐先生秉徐门之精神，存古人之风范，侠肝义胆，热情厚道，劝勉后学，不遗余力。原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艺术考古系姜一涵教授，不远万里，亲赴山东，与我交流对当代新儒家有关问题的看法，给予我不少启发和鼓励。1996年7月，我在台北中研院宣读论文，东海大学哲学系，牟门高足蔡仁厚教授利用会间，拿着我写的论文，走到讲台，指出我文中的两处错误。其态度之端祥，语气之和蔼，关心、爱护后学之诚恳，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就书中的有关问题向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刘述先教授、韩国中央大学的梁承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刘蔚华教授、中国文化大学的杨祖汉教授、台湾成功大学的唐亦男教授、上海社科院罗义俊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等当面请益，在此一并谢之。十多年来，与好友孙星池、赵法生，常相聚谈，或勉励，或驳难，受益匪浅，不容不提。哲学系研究生陈代波、李尚信抄写书稿，校对清样，也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本书出版得到山东大学出版基金委员会的部分资助。在写作过程中，山大文科办、哲学系等单位领导给予一定的支持，在此谨表谢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情况下，慨然出版此书，其推动文化学术之热忱，令人感之怀之。颜炳罡1997年秋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