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俄罗斯)米·赫拉普钦科著、刘逢祺等译译者：刘逢祺等/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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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0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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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在果戈理学习的年代，他是生活在思想动荡和进步思想对他产生影响的环境之中的。他对于中学“风潮”的主要肇事者长期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在给马克西莫维奇的信(一八三四年六月)里，他曾写道：“到基辅后，你一定要同前任教授别洛乌索夫认识一下……你告诉他，我请他像喜欢我一样喜欢你。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你将会很高兴同他交朋友。”(X，328)一八三八年四月，果戈理从罗马写信给普罗科波维奇说：“如果你见到别洛乌索夫的话，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告诉他，我对在彼得堡没有见到他感到非常遗憾。”(XI，135)对年轻的果戈理精神上的成长产生过影响的不仅是涅任中学，而且还有更广泛的、他当时与之接触的社会环境。著名作家、享有盛名的喜剧戈理双亲的邻居和亲密的朋友。果戈理的父母和他本人经常到离瓦西里耶夫卡—亚诺夫希纳②不远的卡普尼斯特的庄园奥布赫夫卡去。M．H．和C．H．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兄弟司卡普尼斯特一家有亲戚关系，他们兄弟俩常到这里来：十二月党人洛列尔和卢宁也常在这里。经常到这里来的还有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的领导人彼斯捷尔。乌克兰历史的研究家帕夫洛夫斯基写道：“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兄弟，以及洛列尔与住在普谢尔河岸的非常漂亮的奥布赫夫卡庄院的卡普尼斯特一家非常友好……南方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彼斯捷尔经常到这里来。彼斯捷尔还在这里宣传过协会的意图和目的。”①卡普尼斯特的儿子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是“幸福同盟”的成员，并且曾因与十二月起义有牵连而被捕。可以认为，青年时代的果戈理由于经常出入于卡普尼斯特的家，曾与满怀改造社会的渴望的一代人的代表人物有接触。卡普尼斯特的女儿C．B．斯卡隆在她的回忆录里谈到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经常访问奥布赫夫卡时，叙述了青年的先进代表们热烈谈话的情况，他们“进行了热烈的争论，谈论了许多政治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推测和改革”。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不但经常访问果戈理常去的卡普尼斯特家，而且还经常访问特罗辛斯基家，果戈理一家同特罗辛斯基家也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在果戈理青年时代的书信里看到了他同先进青年、同涅任中学进步教授来往的痕迹。还在学校读书时，他那种献身于重大社会目标和祖国幸福的思想就逐渐成熟。在给母亲的信(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里，果戈理写道：“我将试一试我的力量，进行一项重要和高尚的工作，即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公民们的幸福和他们的生活福利而尽心尽力。”(X，90)年轻的果戈理所向往的作出巨大成就的计划，是同他想要带来社会利益的想法分不开的。他对庸人们自我满足和苟且偷安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尖刻地讥笑了涅任的居民们，那些人“用庸俗和猥琐自满的外壳把自己裹住，窒息了人的崇高使命”。(X，98)在果戈理本人的意识中，人的这种崇高使命是同广泛的社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祖国服务，为祖国公民的幸福而劳动，在果戈理的心里早已作为隐秘的生活理想确定了下来。在给柯夏罗夫斯基的信(一八二七年十月)里，他激动地谈到“使他的生活变成国家所需要的生活的”那种“永不熄灭的热忱”。(X，111)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我的全部力量将用来努力使它(生活。——作者注)只在做好事中，只在为祖国谋福利中度过。”(X，116)果戈理在思想和创作发展中的转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在自已艺术天才得到充分发挥时期所具有的矛盾有联系的。但是他的创作危机的产生不是这些矛盾决定的。下面——在本书的第八章——将对这种情况作详细说明。现在应当说的是：在果戈理的观点急遽变化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历史事件的发展，而首先是阶级冲突的尖锐化，是欧洲已经显露出来的革命风暴的前景，以及作家对这些现象的认识。果戈理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表达广大人民阶层的情绪时，深入到了现实中许多现象、过程的实质和深层。作为忠于生活真实的人，他创作了许多在客观上含有革命意义的作品。同时，作家的主观意图有时同他的作品的客观意义并不是吻合的。而且正是社会发展的革命前景从反面影响了作家，从而决定了他在文学活动中的转变。果戈理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各个不同方面的复杂的相互联系就是如此。在研究这种发展时必须记住，在文学和艺术中，现在的东西不能勾销过去的东西。果戈理离开进步观点的现象，无论如何不能缩小他的伟大的艺术发现的意义和他对俄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的意义。作家的文学道路和以不朽的创作成就而告终的探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从它们与时代的生活、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的内在联系之中来理解它们，是一件迫切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密尔格拉得》各篇小说中，*早发表的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它**次发表在斯米尔金一八三四年出版的文艺作品集《新居》上。这篇作品在发表之前，果戈理曾给普希金读过。普希金曾在日记(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三日)里写道：“昨天果戈理给我读了一篇《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很新奇，很逗笑。”小说通过书刊检查时曾遇到很大麻烦。直到从中删去了某些“不许可的’’地方后，小说才允许发表。检查官A．B．尼基坚科在日记(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里写道：“我曾去过普列特尼约夫家。在那里遇到了果戈理，他因《新居》上发表的小说有些被删而生我的气。”现在要恢复那些“被删去的地方”已不可能，因为作品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甚至这篇小说收入小说集《密尔格拉得》付印的时候，还继续遭到书刊检查机关任意删节的厄运。从小说集中删去了这篇小说在斯米尔金的《新居》上发表之后由果戈理撰写的前言。这篇前言着重指出了小说的总的批判精神。果戈理写道：“我认为有义务预先说明，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时代。而且完全是虚构的。现在，密尔格拉得已经不是那个样子。房屋焕然一新；城内的水洼早已干涸，而且所有的官员，无论是法官、书记官，还是市长都是一些可尊敬的、心地善良的人。”书刊检查不愉快的事还发生在《密尔格拉得》的其他几篇小说中，其中包括《维》。就内容来说，《密尔格拉得》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其中所发表的作品，与其说是彼此接近的，不如说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正是这种“不相同性”才说明艺术地掌握社会现实的广度。陋过恰尔特柯夫的生活经历的叙述，揭露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和艺术问题。《肖像》的主人公是作为质朴的、默默无闻的画家开始自己的活动的。他是一个深爱艺术并且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艺术的人。他“以自我牺牲的精神献身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使命。作为一个无私的劳动者，他同贫穷和困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栖身于瓦西里岛第十五街坊一所住宅的小房间里，经常有流落街头的危险。和庇斯卡辽夫一样，年轻画家恰尔特柯夫生活在高尚思想的世界里。在创作工作中，他从过去的艺术大师们的伟大作品中得到灵感，在这些大师们的作品里“人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就和天生的一样”。恰尔特柯夫生活中的突然变化是与一幅在拍卖时引起他注意的奇怪的肖像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稿里，这幅画像——恰尔特柯夫只是打算购买它——神奇地出现在他的屋子里；在第二稿里，果戈理“取消”幻想形象，描写画家本人如何花二十戈比买下画像，并把它带回了自己家里。果戈理后来对**稿里所描写的画像神奇地“复活”的场面也作了修改，插进了做梦的情节，对画家的“幻觉”作出了现实主义的解释。恰尔特柯夫意外地得到了一笔钱，这对他后来整个的命运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这笔钱为他创造了无忧无虑地生活的条件，并在他心里激起得到新的财富的渴望。“他的全部感情和热情都转到金币上去了。金币成了他的欲望、理想、恐惧、快乐和目的。”恰尔特柯夫不劳神劳力，不给自己提出重大的任务，画了一张又一张肖像，巧妙地适应和满足定画人的趣味和要求，轻易地得到了荣誉。在《戏剧散场》里，果戈理用一个“衣著非常简朴的人”的话确定了《钦差大臣》中人物滑稽性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我好像觉得，在这里(喜剧。——作者注)受到*有力和*深刻的嘲笑的是伪善，用来掩盖卑鄙和下流的体面的假面具和装出善良的人样子的骗子。我承认，当我发现骗子嘴里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非常可笑、池座和顶层楼座的所有观众见了他们所戴的假面具都觉得极其滑稽时，我是非常高兴的。”这些话不仅是说市长的，也是说其他官员的。正如伪善和假仁假义的假面具显得滑稽可笑一样，渺小的人物自认为重要、智慧和伟大的那种飘飘然的样子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这种样子我们不仅在赫列斯塔科夫身上见到过，而且也在深信自己头脑异常灵敏、思想深刻的利亚普金—佳普金身上，在那个认为自己*应该受人尊敬的泽姆利亚尼卡身上看到过。市长不仅在他说那些好心肠的话的时候显得滑稽可笑，他的这种滑稽可笑也在他自满自足地吹嘘他与赫列斯塔科夫攀上亲后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时候表现出来。在写喜剧的时候，果戈理力求写出一部“严密、真正、扎实、没有多余的东西和有分寸的作品。完全明白的和达到精神高度清醒的作品”。(XH，143)作家多次修改自己的喜剧而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就为了完成这一艺术任务。在我们所见到的喜剧的各种稿本里，清楚表现出来的创作《钦差大臣》的过程，向我们说明了探索和发现用以表现生活真实的鲜明而富有表达力的手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