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方生主编：王岳川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2-02-01

特色：

内容提要后结构主义文论思潮是20世纪中后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哲学运动。法国思想家拉康、巴尔特、福柯、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中坚人物和主要代表。本书试图从他们各自理论的内在理路出发，全面阐述他们的哲学和文学理论，从而展示出他们的理论对人类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挑战性意义：“后”不是主要的，“结构主义”也不是主要的，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思想的核心才是*主要的。没有迷信，没有盲从，没有固执，永远在运思的途中，思索着无思和未思……片断：的时候，就打破了当时法国学界对于精神分裂症的偏爱，而选择了妄想狂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他注意到当时妄想狂致人死命的现象，发现了弗洛伊德及其文章《论忌妒、妄想狂和同性恋中的若干神经症机制》。但他所采用的方法却是现象学的，而不是精神分析学的：他试图去理解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可理解的现象，而不是要创立一种解放的心理疗法。实际上，拉康遵循的是自己独特的道路。在弗洛伊德这方面，他对于心理的研究所重新处理的是精神分析学所能涉及的问题；在超现实主义这方面，虽然写作了关于帕潘（Papin）姐妹的《妄想狂犯罪的动机》（Lesmotifsducrimeparano－iaque）①，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拉康，不过也说明了他在工作过程中对超现实主义的迷恋。对拉康来说，一切选择都是为了艺术，为了个体与社会的根本性改变。他认为社会制裁是对病人的一种帮助，至少，它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的角色和以团体价值的名义实施惩罚的社会的角色区分开来。②在1939－1945年的战争期间和战后，拉康的反应具有揭示性。在《英国的精神病学和战争》（Lapsychiatrieanglaiseetlaguerre）③中，他强调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他所感兴趣的是团体的治疗和社会中个体的整合，而拒绝一切所谓革命的意识形态。拉康梦想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与一种更好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合作，他本质上是一个讲究秩序的人，至少对其他人来说是这样的。他认同于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的位置，病人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理论阐释的出发点，一个符号，一个能指，一个有待于理解的期待交流的文本。二、回到弗洛伊德拉康提出“回到弗洛伊德”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当时的精神分析学界的情况是：有些学者不再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有些学者虽然阅读弗洛伊德，但是读得很蹩脚，似懂非懂随心所欲地理解弗洛伊德①；有些学者则是愚蠢而麻木地忠实于弗洛伊德，认为一位并世无双的大师的著作中不会有陈腐过时的东西②；有些学者干脆抛弃或者故意违背弗洛伊德的宗旨，把自我和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③。“回到弗洛伊德”对拉康来说，是再一次明确精神分析学的任务和主旨，重新划定精神分析学的边界。实际上拉康是从自己的思路和立场出发，试图进行精神分析学学科的纯化工作。“回到弗洛伊德”的方式是一种介入的方式，它涉及到精神分析学的临床教学、理论和伦理，而且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如果说拉康一开始的设想是要把弗洛伊德主义的现象学经验整合到一种更加广阔的新型的心理学学科中去，那么当他参与到弗洛伊德学派中去的时候，他就是要把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变成他所梦想的学科，使它能够在阐明人类心理现象的同时阐明其它学科的基础。后记：后记没有导师王岳川先生的信任、支持、指导和帮助，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本书的。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从读书选题、章节安排直到文字表达各方面都得到了先生毫无保留的指点和教益，对于先生的感谢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只是因为自己个人学养和识见上的不足，很多地方都没能达到先生所要求和期望的高度，是深为可惜的事。希望将来进一步的努力能够弥补当前的不足，写出令先生比较满意的文章，以不负先生的教诲。刘晓辉、钱翰和袁文静诸君在经济道义上的支援与图书资料上的帮助，对我写作任务的早日完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康君阅读了**章的文稿，顾海燕君阅读了第二、三章的文稿，各有教正，不但令全书生色不少，而且使我在知识上获益匪浅。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法国文化中心资料室靳剑君在文献书籍上的大力支持给我的读书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因此得以相当完备地阅读和参考所论述对象的著作。李春颖、莫常红、袁家宏等同室诸君随时给予的方便和理解使我长期拥有一个难得的安宁而舒适的工作环境。所有这些，我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确实，写作是能改变一个人的，特别是在写**本书的时候。“写过”与否是标志性的，至少在我看来，它是“江湖人”（Homovagus）与“学院人”（Homoacademicus）的分界线。生于草莽难免粗豪狂放，逍遥于天地之间而不知规矩为何物，有些笑傲江湖的气概，一旦写作为文著书立说则不免温文尔雅循规蹈矩转俗成真，写作意味着告别，意味着远离，象牙塔高、江湖路远，实际上却是远离无形的江湖而进入有形的江湖。无论是江湖人还是学院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反过来说，人又总是江湖中的人，因为人总是不自由的自由人。纯粹的江湖人没有根基，纯粹的学院人没有魄力。江湖人若能稍具学院人的气质，少一些冲动和粗俗，慷慨豪迈而雍容有度，可为一时之豪杰。学院人若能不失江湖人的气概，多一分性情和意气，平淡从容而酣畅淋漓，可称一时之俊彦。不过，对我来说，江湖人也罢，学院人也罢，我总是在流浪，作为江湖人是身的流浪，作为学院人是心的流浪，总是身在而未在，心到而未到。无尽的江湖，无尽的可能性，一切个人的想法都只能是一相情愿。写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愿望的实现，而是一次挑战和历险的开始。“写过”与否是标志性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它指的是写作的结果，文本一经写出，就进入学界的流通，作者因此成为有待评判的对象，一本书的写作总是暗含着作者命运的判断。有机会写出自己的**本书，我是非常高兴的，但我并不对它抱有多大的期望，因为我深知它的粗陋和浅薄。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我对此深为着迷，虽然它并非专门为我而说，我却感到它和我的气质和命运密切相关。我高兴的原因在于，我终于有一次表达出自己的感激的机会。确切地说，我是为了写作后记而写这本书的，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激。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当然还有我的亲人：多年的读书生活增加了我的见识，也增添了父母的辛劳，增添了父母额间的皱纹；慈爱的祖母为我的读书生活付出了无尽的心血，竟不能见到我的**本书的出版，而今已墓草青青矣！一本书的完成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一个坟墓的筑就，希望它带着我的敬意与感激，成为一种纪念和见证。*后但并不是*不重要，我要向山东教育出版社的诸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