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编：周榕芳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8-06-01

特色：
出版说明《季羡林文集》是199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羡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卷：散文（一）；第二卷：散文（二）；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第七卷：佛教；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九卷：糖史（一）；第十卷：糖史（二）；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虽然我们已尽了*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1994年12月

片断：对于《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的一点意见拜读了本刊（指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编者）第36期伍铁平、范俊军两先生的评申小龙先生部分著述的文章，受益不少。他们在文章中谈到了不少的问题，是非曲直，姑置不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对任何学科来讲，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端正的讨论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有益无害的。人类学术之所以有进步，之所以不断进步，关键就在于讨论，甚至争论。如果故步自封，划地为牢，则学术决不会有进步的。因此，对于在某一个学科内敢于提出新见解的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鼓励，而不是指摘，鼓励并不等于承认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是正确的。这是不可能的。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在学术上的新见解，决不可能一出世就十全十美。发扬正确的方面，纠正甚至于完全推翻不正确的方面，是我们应做的工作。我们在评论一种新见解或者与个人看法不同的见解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决不应与此相反。更不应该像我们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那样扣帽子。扣帽子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不幸的是，我在伍、范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就发现了扣帽子的现象。我先引一段原文：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大得多，除开对汉语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外，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由于语言的隔阂，西方语言学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汉语、日语、印地语等东方语言学著作，他们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语言研究状况了解得不多，申怎么能轻易断言，“当代语言学的钟摆正摆向东方”呢！这同国内有人说“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一样，反映了一种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我们万万不可因批判要将中国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就提倡将世界东化。（页37－38）轻轻的或者重重的一顶“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的帽子就这样扣了下来！不图在十年浩劫中流行的手法又见之于今天！我实在觉得非常遗憾！“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大得多……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即使这些话完全是真实的，难道就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吗？如果我学习伍、范两位先生的做法也来祭起一顶帽子：“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请问伍、范两位先生，你们能承受得了吗？这种极端恶劣的做法，诚不应该为我们所取！蒙伍、范两位先生笔下留情，没有点我的名字。我现在投案自首，对号入座。两位先生所谓“国内有人”，指的就是我。我的看法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欢迎讨论。但是必须首先丢掉帽子，屏除罗织，对我的想法有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了解。后记：二一后记我从1988年3月4日起至1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她抄出来。到今年6月3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是在，此心可质天日！文革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的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文革前的友谊，以及文革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革以后的产品。如果文革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她去吧。1992年6月3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