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是我近几年来读到的一本好书。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本关于人的书，严格地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费振钟“钻故纸堆”已经有相当地年头了，南京的顾小虎曾戏称，“费老是我们当中的*后一个读书人。”这句话带有“顾氏语录的”风格，自然当真不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费振钟身上那种强烈而又持久的“文人气息”，使他易于面对历史的文化呼吸，这倒是不错的。 本书是作家、评论家费振钟近年来对晚明历史、人物与思潮进行深入考察与体悟之后创作的系统文化散文的结集。 全书分四辑收录了20篇文章，以各种史载的晚明文人的思想操行为纽结，透析了晚明知识界的思想潮流、文人操守行状及其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从另一角度揭示了晚明文人的末世之感和当时士大夫的心路历程，重新演绎和审视了一般所谓的晚明文人的“狂放”与“觉醒”，指出晚明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堕落时代，极富创见。同时，作者通过对晚明文人历史的考察与描述，向人们提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腐朽专制的年代里将面对怎样的历史与可能，发人深省。
曾经引述当时的看法，把何心隐的不幸解释为圣者的不幸，认为这符合“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的准则。李贽讲这话时，何心隐遭人陷害，已死在湖北黄安的牢狱里了。求仁得仁，何心隐的死，当然也可以说死得其所。然而细究何心隐的死因，则似乎会发现，他的死离仁人志士的理想的“死”还有差距。 还是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才比较清楚何心隐*后身陷囹圄死在狱中的前因后果。何心隐人京师与同道罗近溪、耿天台游，“一日遇江陵于僧舍，时江陵为司业，心隐率尔日：‘公居太学，知太学道乎?’江陵为勿闻也者，目摄之日：‘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江陵去，心隐舍然若丧，日：‘夫夫也，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这个江陵，就是后来专权的张居正，何心隐从他的话中，感到了未来阴冷的杀机。所谓祸从口出、习惯放言无忌的何心隐，大概从此以后心里就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果然，明神宗万历年张居正当上首辅，他一掌权，何心隐也许马上就想到当年的那段公案，此时他正隐伏在湖北孝感聚徒讲学，想来一定终日惴惴不安，欲避而不能。不知是出于张居正的授意，还是地方官员李应城为了报他与何心隐“论学之忤”的私怨，同时借此一段公案“以取快江陵之胸腹”，何心隐终于被捕入狱，罪名当然很容易安上，诸如颠覆明教、毁弃伦常及败坏风俗等等，凭这些罪名何心隐就要陷于死地。何心隐明白这一点，而他在狱中云：“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说这话时，何心隐并没有多少愤怒，而是像李卓吾所言精神受“江陵所摄”，显出深深的惊惧和无可奈何。 何心隐死了。不论他怎样词锋锐利，蹈厉扬风，可是他语言的翅膀，比起权力的铁腕来，总是太稚嫩，根本就不堪一折。这是一个语言的浪子*不能承受的现实。我在初读何心隐时，很替他惋惜，假如他为一句话而死于非命，这样的代价也太大了。在那个三百多年间无时不充斥着暴戾之气的朝代，像何心隐这样的文人死于权力之手，原是不值得多么奇怪的。然而，再细读下去，却又从何心隐的不幸中感到了明季文人一种语言的失败。 问题在于，为什么明季文人谈孔谈孟，谈心谈性，一个个都显得那样躁动，甚至那样虚妄狂悖?我想这大概正是一个失语时代必然产生的现象。如果说当年魏晋六朝文人曾经因为佛学的加入，从而在孔儒庄玄以外有了新的语言，而明代的“性命之学”，过多地引入佛学，已经完全显示出明季文人语言的疲乏无力。他们越要在佛学的语言方式里讨生活，便越显出他们找不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