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内容提要]本文专门考释郭店楚简《五行》。一方面，根据思想内容和原有章号，将《五行》分为六篇共三十一章。另一方面，指出该书思想深邃，逻辑严密，一气呵成，是子思的一部重要著作。[关键词]五行上下内外思孟学派思孟五行说失传两千余年矣，所以1973年《五行》篇出土于马王堆汉墓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年后此篇再现于郭店楚墓，更令学者称奇。这篇佚书的文本结构如何?帛书本的章号以及《说》对经文的断章多有失误，这说明汉人已经不了解《五行》的文本结构了。相比之下，简本的章号十分合理，但也有缺失。本考释根据思想内容和原有章号，将《五行》分为六篇共三十一章。认为该书思想深邃，逻辑严密，一气呵成，是子思的一部重要著作。思孟学派的思想有两大主脉，一日上下，二日内外。以《天命》三句教言之，“天命之谓性”，自上而下也；“率性之谓道”，自内而外也；“修道之谓教”，自外而内也。以孟子言之，“尽心，知性，知天”，自下而上也；“仁内义外”，内外有别也。今观《五行》，主要论内外问题。**篇本篇为全书之纲要。这种体例与同时出土的《老子》、《大常》以及传世的《天命》、《大学》等典籍一致，盖为先秦时期的著书习惯。全篇包含两章。**章论何谓五行；第二章论五行与四行、德与善、天道与人道之区别，以彰显圣的特殊地位。**章[原文]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形；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帛本][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木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章)[考证]什么是“形于内”，什么又是“不形于内”?这是正确理解《五行》的关键问题。窃以为，所谓“形于内”，即指自然形成于内在心性的道德。“形于内”的过程，也就是《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自诚明”的过程。所谓“不形于内”，是指通过学习外在的道德规范而形成的道德。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庸》所说的“修道之谓教”、“自明诚”的过程。就仁、义、礼、智四行而言，为什么“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呢?“德”者，得也，得自天者，亦即性矣。由于“形于内”者为自然形成于内在心性的“行”，故谓之“德之行”；而“不行于内”者为通过学习外在的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行”，故只能“谓之行”。郑玄《周礼·地官·师氏》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也就是说，“德”和“行”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或不同阶段。看来，这种解释并不适合《五行》。学者们以之解《五行》，盖不恰。[内容提要]本文将郭店竹简中的《六德》与《五行》两篇合说，分别从“‘君子三通”、“君子五行”和“君子慎独”三个层面回答了何谓君子之道的问题；君子之道始于“三通”(男女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延伸至“五行”(仁义礼智圣)，*终归结为“慎独”(统合五行于一心)；从“三通”、“五行”“到“慎独”，三大环节的依次递进，既是君子之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通往君子人格的必由之路。[关键词]郭店竹简君子六德五行慎独郭店竹简中的《六德》与《五行》均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德目进行了论述：前者论“六德”(圣智仁义忠信)，后者言“五行”(圣智仁义礼)。虽然两篇的论述角度、运思理路颇为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重视君子与德行的关系，都强调君子之道或“君子立身大法”。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何谓君子之道?君子之道的具体内容如何?本文将《六德》与《五行》合说，分别从“君子三通”、“君子五行”和“君子慎独”三个层面讨论这一问题。一、君子“三通”“君子三通”是《六德》提出的命题。为了准确地理解这一命题，需要从《六德》中关于“六位”、“六职”和“六德”的划分说起。《六德》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划分为“六位”(会、妇、父、子、君、臣)和“六职”(率人者、从人者、使人者、事人者、教者、受者)，并为他们确定了相应的伦理规范，称之为“六德”(圣智仁义忠信)：“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此]六位也。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受者。此六职也。既有夫六位也，以任此[六职]也。六职业既分，以卒六德。”“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六位”、“六职”与“六德”具有对应关系。《六德》对这种对应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夫者，“以智率人多。”智也者，夫德也”。妇者，“以信从人多也。信也者，妇德也”。“既生畜之，又从而教诲之，谓之圣。圣也者，父德也。子也者，会谆长材以事上……仁者，子德也”。君者，“以义使人多。义者，君德也”。臣者，“以忠事人多。忠者，臣德也”。这种对应关系旨在确保夫妇父子君臣各就其位·，各行其职，各从其德。“六位”、“六职”与“六德”的对应组合实际上涉及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两大领域——家庭与帮国，即所谓“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六德”既针对内，也指向外，其功能是要达到“门内”与“门外”的共治。然而，对于每一个体而言，“门内”与“门外”的角色可能是交叉重叠的，例如，既为人子也为人父，既为人子也为人臣。如果个体面临角色冲突，那么，他(她)如何在作为人伦规范的六德之间进行选择?《六德》给出了两条原则：一是内外有别，即“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有所不同：“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二是内先于外，即按血缘关系所产生的亲疏远近进行选择：“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疾朋友，不为朋友疾宗族。”不过，君子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君子能平衡“门内”与“门外”的角色冲突，从而做到内外皆得：“君子言信言尔，言炀言尔，设外内皆得也。”因此，君子是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并举，是圣、智、仁、义、忠、信皆得，是“六德”的典范。然而，如何成为君子?或者君子之道从何处开始?君子之道始于“三通”：“凡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其绎之也六，其衍十又二。三者通，言行皆通。三者不通，非言行也。三者皆通，然后是也。三者，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弊也。”所谓“三通”具体是指：“男女别生言，父子新(亲)生言，君臣义生言。”这是君子之“立生大法”：一方面，“三通”是君子立身行事的起点，是事关君子人格能否建立的生死之地。因为，由“三通”可延伸为“六德”(圣智仁义忠信)，进而扩展至“十义”(父慈、子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如则“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而诬陷蔑由作也”。另一方面，如果三者不通，则意味着“六失去根基：“男女不别，父子不亲。父子不亲，君臣无义。”其果是，“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昏所由作也”。由此可见，“君子三通”乃君子之道的起点与朽所在。[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研究《庄子·齐物论》解释史的一个章节，它不是一般叙述郭象对《庄子》思想的解释，而是探讨他对《齐物论》的理解与整部《庄子》注的关系。分析表明，体现郭象注的自然主义倾向的两个重要范畴，造物无主与性分自足，源于其对《齐物论》中听天籁、齐万物之类思想的发挥。同时，这些观点又被他运用到对《庄子》其他篇章，如《逍遥游》、《大宗师》及《秋水》等的注解上去，从而构成了其独特的玄学体系。郭象对《齐物论》的特别理解，还在于他用是非双遣的思想方式处理庄子齐是非的吊诡，并由此导向一种与世俗权力秩序相一致的政治立场。[关键词]齐物论自然主义造物无主性分自足吊诡比起阮籍和嵇康，郭象同《庄子》关系显然更密切。他不只是一般的爱好或演绎庄子的思想，而是通过注释《庄子》而在哲学史上产生重要的影响。郭象注《庄》之成功，表现在几个方面：**，把《庄子》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推到顶峰。郭象对向义“述而广之”之后，“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向秀传》)。第二，郭象通过注《庄》发展出一个有自己见解的哲学体系，他的《庄子注》既是理解《庄子》的一种途径，也是玄学本身的重要创获。第三，他对《庄子》的理解，成为对后世*有影响力的解释。不但欣赏《庄子》者会接受郭义，甚至是贬斥《庄子》者，其态度也可能是通过读郭注而形成的。由于郭象直接注《庄》，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获，所以本文所关注的角度，就非郭象与《庄子》之同，而是两者之异。只有从差异中才能看出这种解释的创造性。在《庄子序》中，郭象推祟庄子之言“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虽然郭象注《庄》时是将全书作为完整的体系看待的，但上述概括中除“明内圣外王之道”出自《天下》外，其他说法均与《齐物论》有关。《齐物论》思想的深刻与丰富，自然使其成为郭象解《庄》时攻克的重镇。下面的尝试是，从探讨《齐物论》对郭象思想创获的意义人手，研究他的《齐物论》注同整部《庄子》注的关系，并进而透视其注《庄》态度背后的社会思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