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编：徐杰舜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02-01

特色：

片断：湖南桃源一带插秧时的食俗却兴吃鲊粑肉，即把猪肉切成4两重的大块，然后拌上用炒米粉、红曲粉、八角茴香粉和食盐调好的料子，再把伴有料子的猪肉放在钵子里，用泥封起来。几个月后就可以吃了，生吃略带酸味，又香又辣；熟吃只要蒸一下即可，据说这种风俗的兴起与唐朝的尉迟恭有关。相传，有一年尉迟恭来到桃源县境，听说乡下人正在开秧门，热闹得很。他不懂得什么叫开秧门，便向农夫打听。农夫告诉他：开秧门就是插秧人帮大户人家拔**垅秧田时，把整块秧田像门一样地打开了。开秧门的时候，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拔完*后一蔸秧时，插秧人要在田里互相糊泥巴，谓之“糊仓”，以示仓满桶满，五谷丰登。尉迟恭听了介绍后，觉得挺有意思，便去看个虚实。一看果然无比热闹，于是他问旁边的人插秧这么卖力气，有没有肉吃？一查问，不仅没有肉吃，连饭都没吃饱。于是尉迟恭大怒，回到县城，吩咐县令出告示，凡插秧大户人家，要给农夫供饱饭，每人每天要吃4两肉。发了告示后，他还下去巡视。于是，大户人家不敢不从，杀猪来不及，便把冬至过后宰杀的鲊肉拿出来应急。久而久之，插秧时吃鲊粑肉遂成风俗。前已提及桃源插秧时有“糊仓”之俗，无独有偶，在江苏金坛县也有与此相似的风俗，称之为“挞秧田”。金坛的挞秧田比桃源的糊仓更热闹。每年农历六月初四那天，不管男女老少，在临收之时，先由一两人“发难”，用手把水田里的烂稀泥，任意向某一对手身上、衣服上挞泥，接着大家互相追逐挞泥直到人人头上、脸上、身上都沾了泥巴，个个都成了泥人，才高高兴兴收工回家洗刷。此种怪俗相传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有一次忠王李秀成的部下襄王刘官芳奉命去侦察敌情，不料被守城戈登军发现，追杀不舍。刘官芳在逃跑中，眼看戈登军只差一坡之地了，突然见许多农夫正在插秧，便急中生智，跑入田中，边用泥土糊脸抹身，边对农夫说：我是李秀成的部下，戈登军正在追杀我，请大家救我一命。农夫们便纷纷往自己身上抹起泥来，有的你帮我涂，我帮你挞，一下子个个成了个“三花脸”，人人见了都觉得好笑，索性便互相挞起泥巴来。戈登军追来见状，以为刘官芳已跑远，便头也不回地向前追去。于是挞泥巴救了刘官芳一命。这一天正好是六月初四，金坛的农民为了纪念这件事，每年的这一天都要挞泥巴，传承下来就成了风俗。插秧是一种抢季节的农活，不少地方有互助的风俗。江苏把这种互助称为“合伴”。按俗规，合伴自愿，三五人一伙，七八人一帮，一般以“伴无大小一桌人正好”，伴工顺序用“拔柴”的方法确定，长者在先，短者在后。民间俗称“合得来，伴得来，亦省工夫亦省饭”的为“尖子伴”，而称“合仔伴勿来，七嘴八舌就拆散”的为“蹩脚伴”。因此，不少农村有“蒔秧（即插秧）合伴粜米同船”的村风。浙江东阳农村开秧门时，乡亲邻里都要帮插一阵，以示祝贺。其夜，主人摆酒相请，席间多用饧梅①、麻糍和米粉。有帮过忙而未到席者，则馈之其家，以示感谢。龙游的帮工，俗称“种田虎”或“种田老师”。帮工定额，一般为自拔秧自插秧，过去稀植时是每工一石（即二亩五分）。午饭、晚饭时要请种田老师吃“种田肉”，每人4块，每块4两或半斤，有的俗定只能吃，不能带；有的则可以带回，以飨家人。吃饭时，种田老师都被请在上座。但开化县一些地方则请放牛娃坐上横头，俗云：“守牛娃子一日大”，年纪再小也要坐席首。后记：后记南宁的天气突然转冷。前几天还热得连衬衫都穿不住，这两天却冷得我不得不把冬装穿起来了。就是在这气候突变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汉族民间风俗》一书的修改工作，看着这堆在眼前有一尺多高的书稿，总算如释重负。触景生情，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1988年4月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召开“汉族民间风俗丛书”编写会议的情况。那一次穿着衬衫去桂林开会，没想到也风云突变，天气突然变冷，不得不在桂林买衣服穿。那一次会，除广西的徐桂兰、胡敏外，还有周耀明、陈顺宣、莫高不远千里从浙江杭州和金华赶来开会。我的这些朋友从1984年参加《浙江风俗简志》的编写相识以来，大家都对民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能聚在美丽的桂林，讨论汉族民间风俗的编写问题，都兴致极高，气氛热烈。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汉族作为世界上人口*多的一个民族，不仅历史悠久，民间风俗也异常丰富多彩。但自从20世纪初民俗学在中国传播以来，虽然有许多关于汉族民间风俗的考察报告和文章发表，但基本上处于分散的状态。如果要对汉族民间风俗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认识，那就很有必要对汉族民间风俗作全面的审视。在这个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在*初提出动议的广西人民出版社会议室召开的总结会上作了分工。大家是认真、实干的。1989年7月我、徐桂兰、胡敏、陈顺宣四人先交了稿，但没想到原来组织我们编写的出版社也风云突变。使“汉族民间风俗丛书”的出版计划一下子搁了浅。怎么办？当时我坚信：风俗是一个迷人的色彩缤纷的世界。在这个迷人的世界上，汉族的风俗以其悠久的历史流传而迷人，以其丰富的内涵而迷人，以其独具魅力的乡音、乡情和乡土味的凝聚力而迷人。我们这一套集东西南北中汉族民间风俗之大成的书不会没有出版社出版的。就在我们处境困难之时，当时任广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的郑妙昌先生和副总编李人凡先生对我们这一套丛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审阅了书稿后，决定予以出版。于是，“汉族民间风俗丛书”**辑：《汉族民间经济风俗》、《汉族红白喜事风俗》、《汉族四时八节风俗》、《汉族生养益寿风俗》于1990年6月终于问世。第二辑：《汉族民间游乐风俗》、《汉族民间交际风俗》、《汉族衣食住行风俗》、《汉族民间信仰风俗》于1994年问世。全套丛书136万字终于出齐。丛书出版后，在民俗学界引起广泛的好评，《民俗研究》等刊物发表了民俗学家吕洪年教授、民俗学博士万建中教授等的评论文章。尤其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老先生读了丛书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老人家说：“汉族广大，风俗博而杂，用文字的排列组合将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实属不易。但是汉族风俗的基本内涵和形态大致且有一致性或同一性。沿此思路，《丛书》中每本书的条目之遴选，都以民俗事象是否具有代表意义为标准，对那些仅流行于一隅；播布及影响面狭小的风俗事象，则大多弃而不录。如徐杰舜先生自己编著的《汉族民间经济风俗》，分“农林渔猎”、“蚕桑畜牧”、“工匠百作”及“商贾交易”四篇，面涉经济领域的各部门，而纳入各“篇”内的风俗事象，又都是为一定民众群体，甚至是整个汉族所比较普遍施行的。因此，拥有这本书，既可尽览汉族经贸风俗的整体面貌，又有比较准确地把握不同行为不同时空生产与贸易的*为显著的特征。《丛书》中每册的辐射面各不相同，面内的风俗形态皆大多措摹得清晰而又生动，八块辐射面拼合为一，便构成为绚丽多彩的诱人的汉族风俗全景。”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是，由于这一套丛书分两辑出版，各册印数相差悬殊，加上由于种种原因印刷质量也欠佳，有的图片还印错了，人们很难购齐。近几年来时不时有读者写信来希望能帮代购一套或配齐丛书。于是我们很希望出版社能将这一套丛书合印成一本书出版，一则我们可以对书稿进行一次全面的修改，提高质量；二则有利于读者系统地保存资料。但是好梦难圆，经过二年多的努力，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广西教育出版社不能修订重印。俗话说，世上总有慧眼识珠之人，正当我们好梦难圆之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闻之，表示极大的兴趣，在丁文楼社长的支持下，郑玉琴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后，上报了选题，决定修订重新出版，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郑玉琴与李苏幸同志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审阅了书稿后，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并决定将全书控制在80万字以内出版。于是我抓紧时间对书稿作了全面的修改。这次修改，由于不再分册，故根据责编的意见定名为《汉族民间风俗》，从整体上对全书的结构作了调整，将136万字压缩为80万字，并将钟老敬文所写的《一套值得推荐的风俗丛书》作为本书的序。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日日夜夜，当我终于改定了*后一页书稿时，自然而然地有了如释重负之感，既能按出版社要求的时间交稿，又圆了我们出一本合集的美梦，可以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系统而又全面的《汉族民间风俗》，我怎么能不如释重负呢？此时此刻，我心中不由产生了一股强烈的致谢欲：首先我要感谢全国成千上万的民俗学者和民俗工作者，是他们蜜蜂般地从“田野”里采集了许许多多花粉在《民俗》、《风俗》、《民俗画刊》、《民俗研究》等有关杂志上发表了许许多多的采风文章，出版了《浙江风俗简志》、《山东民俗》、《四川民俗大观》、《中国民间诸神》、《华夏诸神》、《台湾民俗》、《青海民俗》、《中国风俗大观》、《广东民俗大观》等有关风俗的著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汉族民间风俗》是断然无以问世的。本书的作者虽然只署了几个人的名字，但实际上的作者却是难以计数的。其次我要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没有他们的*初动议，我们对汉族民间风俗的研究就不可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