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将考核作为制度研究，有制度规定及演变的考究，也其视为一种政治行为，有考核动因、效果及作用的探讨。清承明制，逐步调整、确立、补充，并有创造，最后形成以京察、大计为主的文官考核制度。顺治年间是文官考核制度的因袭期。顺治一朝，京察、大计与考满并行，考核方式与内容基本沿袭明代。自康熙始，考核制度进入调整与变革期。康熙元年取消京察、大计，专行考满。四年取消考满，复行京察、大计。雍正元年，改六年京察为三年一次，与大计交错举行，由此完全确立了以京察、大计为主的文官考核制度。乾隆年间，考核制度不断变革并有创设，如确立京察一等与大计卓异加级制，取消京察自陈等。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推出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大量外放京察一等京官到地方任职，二是实行地方知府以上大员的年终密考制，年终密考成为清中后期操掌地方大员的重要考核形式。考核八法处分上，去贪酷二法而为六法，考核的处分功能被削弱。嘉庆、道光以后，文官考核无多大变化，在荐举责任制、京察一等资格限制以及对捐纳官员考核的规定上作些调整。至清末官制改革，根据官职的变化，京察、大计方式与内容相应地作了调整，为了适应“新政”改革的需要，实行考核州县事实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