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绍赤/国别：中国大陆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0-07-01

特色：

我同桌的小吴刚从上海高中毕业，说话还娃娃腔，书却读得一丝不苟，准备毕业后考大学。后面的魏同学也来自上海，却油腔滑调处世老练，*早到银照做酒吧师傅的中国人里就有他。学习倒“一生悬命”(拼命、努力)，但只限于口语，因为他要靠它和日本人“八年抗战”。他介绍我到他店里去，那里薪水高过池袋，客人又好对付。我想了一下回绝了，我日语不好，还不敢乱做尝试，我还坚信像JOJ妈妈那样好的老板娘也不是随处可见。万一遇到跟愿僧打架的店长那种人做妈妈就后悔莫及。为一点小利就走我也不忍心。桂林七中几个职业班的学生接连来信，羡慕我出国，又想知道国外的生活情况，还告诉我党校将办成职业高中。我回过一两封信，发现说的都是日本话，模棱两可哄骗这些学生没意思，以后不再回信。我同时寻找着别的机会，日语学校、酒吧都是暂时现象，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永远。在桂林我曾偶遇一位姓铃木的日本游客，是明信片画家。当时我抱了女儿在花桥上走，他拍下照片后给我地址，叫我到日本找他。我在一个星期天拜访了他。他的工作室在江东区，不用手绘，让我大开眼界。使用的全部是电脑工具，几乎然而像许多小画家一样他的处境并不乐观，每个月不一定有足够的订单，设计好的明信片也不都能交出版社印刷——时代发展太快，竞争者太多，他虽然能够充饥，却也没有吃得很饱。我失望极了，本来冷却的热情这时候快结成冰。连他都平平过日子，我这个在中国也只做了中学老师的人还有什么作为呢？我无话可说，送给他一些中国礼物，到他家与他家人吃了餐饭就告辞了。我另外一个希望是办画展，这时恰恰川岛从桂林邀请来一位书法家和一位国画家，准备在东武百货店举办一个“桂林书家画家展”，也邀请我们参加。我出水彩和版画作品，表演头像，愿僧画国画，小粱刻章，金兄妹做翻译。阿仓夫妇虽与书画无缘，可来捧场。画展开了几天，各人都有收获，惟有我只卖掉几张小小的水彩画。国画的“写意”可以大笔一挥随手而就，我的画却是花很多时间的，我把价钱定得太高，川岛一再叫我降我都不肯，还嫌便宜，别人每拿走我一幅画就像割走我一块肉。办这次画展的好处是川岛领我们旅游横滨、镰仓，*后还去了箱根。我对饱口福兴趣不大，看中华街一扫而过，倒是对沿途的大海耿耿于怀——接近横滨的电车线旁全是大海，碧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从没见过如此壮阔的画面。镰仓对我意义不大，因为我当时对佛教一知半解，很难对它铭心刻骨，照过几张像就过去了。1989年，横滨港箱根给我的感受却是空前的，那著名的雕刻森林美术馆让我看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世界，许多大师的原作勾起我的共鸣和想像——他们过去一定也有过像我现在这样默默无闻的岁月，谁说我会永远寄人篱下呢?我会有出路的——在返回东京的电车里我俯瞅着美丽的乡村秋色从窗外一晃即逝，“天生我才必有用”，我重新坚定了信心。男人们要回国桂林人当中*早回国的是太公，尽管他还有两个月的蘑证。回国前他放弃了所有的娱乐，只打“叭井科”，因为回国后就没有这种店供他玩了。我也打过一次，是客人请我见世面，我没等到手里的硬币用完就厌烦起来，那震耳欲聋的弹子声音更弄得我坐立不安，一点也尝不到它的乐趣，还不如在家睡觉，以后就不再涉足。阿仓也不喜欢这种东西，她跟太公实在是格格不入的两类人，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她向往学习服装设计，将来回国开一家服装公司。夫妇大约较量过一阵子，太公临行前终于让步，允许她留下来完成学业。接着走的是金先生，他也发现前途暗淡，再呆下去没有意义。金小姐不肯走，兴致勃勃地往El本社会里深入，我很难见到她，只偶尔跟她通通电话。虽然我们的公寓相距只有几步距离。小梁也不再到学校上课，抓紧一切机会、时间把带出来的字画、工艺品找关系脱手。然后准备回他原来的国旅上班，他跟那里打好了招呼，允许他回去仍1日带团。愿憎风吹草动地蠢蠢欲动，但是他又比所有的人谨慎胆小，怕回国后开不成画店，这里又失去签证就两头不到岸了。根据桂林透过来的信息，画店与他出国前的做法完全不同，翻译、老板都各有一套，国家收税更严，钱更难挣了。他即将从日语学校毕业，不继续进专门学校读书就拿不到签证。他到日本又确确实实不是为了读书。继续读书要交入学金，上课时间长，打工时间更短，只有晚上的几小时。他班上的同学对回国都不乐观，既傲不成生意，又回不了原单位，回原单位也会不习惯。所以大家都决定继续留在日本：读大学、进专门学校，或者做“黑户口”，官方叫。不法滞在”——没有签证照样呆在日本。他在电车站遇见过一位黑户口，此人虽然免了到校上课、交学费之苦，脸上却多出另外一样东西：恐惧，对每一个人都警惕、怀疑、戒备，壁垒森严，仿佛地上会突然冒出警察来。自己分明没有做贼。却比贼更胆怯心虚。中国人都怕警察，警察突然心血来潮要看护照和外国人登录证是常有的事。这些证件性命攸关，我们一般不肯随身携带怕丢失，警察就会根据日本入管法找麻烦。所以中国人的眼神跟日本人的有质的区别。中国人的眼睛里总闪着不安和恐怖的光，不像日本人坦然从容，目光安定平和。愿僧是过不来这种偷偷摸摸日子的。在举棋不定的夜晚我们反复讨论他的去留问题。回家开画店要从头开始，但精神安定，生活轻松，还可能发财，桂林许多画店老板都富过日本人。留下来的伸缩性就小多了，仅仅局限在葬礼公司里寄人篱下。他到日本来是要打开更广泛的生活路子，现在他发现日本之路非常狭窄，他无路可走。女儿还令他朝思暮想，他一天比一天更渴望亲眼看到她。她已经两岁，奶奶有能力带她了，就将她从外婆家接回来上幼稚园。别的小朋友叫爸爸妈妈，她就“日本、日本”起哄，以为日本就是爸爸妈妈。我妈妈来信写到这些细节总让我心如刀绞，在榻榻米上滚来滚去睡不着觉。我们大约平均每月用公用电话给她打一次，她在电话里叫父亲“光板”，学大人口气跟他开玩笑。这时候愿僧喉结涌动，变得不会说话了。每打完一次电话我们就整个地塌下来，天昏地暗。我们*终要叶落归根，日本只是人生的一个客栈。我可以挣高薪，愿僧挣钱只能在国内，在国内他的优势远胜日本。太公回国后就很好，开的画店比原来规模更大，天天吃喝玩乐，骑摩托车在街上兜风，逢人就吹嘘他高瞻远瞩看准了回国这条道路。而且愿僧父母年事已高，他也该尽一下孝道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单独回国会造成我们以后的分离。在日本一年内我和他的能力完全倒过来，我挣的日元是他两年的总和。我不知不觉看轻他，认为他老化了，变了，根本不如我接触到的日本人能干。我现在想起来才知道他当时根本没变，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变化的是我，我变了。以前他在外边做事、怎么做、傲什么事我都只能跟着他的叙述想像，因为自己家里从没有过做生意的人，对他就抱有一种神秘的崇拜心理，现在生活急转直下，跟他真正开始同舟共济，他一切全赤裸裸暴露面前，不再能够遮住我的眼睛，我就能够很透彻、很客观、很清晰地看他了，看他的能力和水平．看清了他实际上也只是这么个层次的人。过去每遇到失败他就说是命不好，不给他机会，实际上即使有机会他也只能是小市民的成功，成不了大器。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程度，只以为他是老了所以才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