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琳莎·施瓦茨译者：李斯/国别：UnitedStates/美国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0-01-01

特色：

除开闲聊、玩弯腰球和大门之外，那栋房子其它的乐趣就是冰盒。送冰人用巨大的夹子夹着一大块冰沿着昏暗的走道来到厨房，沿路会撒下大串闪亮的碎冰。外祖母常常就在这样的时候把冰盒的门开得大大的。有时候，送冰人送冰时还会把另一块冰放在人行道上，这时候，我就跟街上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用手使劲搓那滑溜溜的冰角，看着它们在手摸过的地方化掉一些。夏天，我们会围在冰块跟前，希望能够吸到冰块的凉意。冰块上会有小片的冰落下来，我们就抓起来捂在手掌心里。冰块搬走以后，会在街上留下一个由冰碎块留下来的圆圈，就好像珍宝店里撒下来的珍珠一样闪亮，但大部分时候只不过是在街上留下一小滩水渍，提醒人们想到冰块在原来的地方时是何等的风光。有一天，就跟“伤心小男孩”的消失毫无预警一样，有人来拖走了冰盒。他们在原来放冰盒的地方放上了一只小小的闪亮的冰箱。我所有的姑姨都来庆祝外祖母终于进入早就应该享受一下的现代世界，她的双眼也放射出骄傲的光芒，用一块破布狠劲擦着里面的东西，再把大堆食物塞进去。可是，送冰人和冰块呢?它们怎么办?再也不可能有温热的手抚平那冰块的时候，或者，在你冲下楼的时候，猛然听得一声断喝：“等等，送冰人!让送冰的人先走!”后来我听说，有一曲很著名的戏剧，名叫《送冰的人来了》，我非常渴望去看看，为的只是捕捉住那古旧的冰盒某些不可再有的荣耀。我的愿望*后得以满足的时候，我已经是17岁了，那份沮丧向谁言说?几个装模作样的男人坐在低等酒吧里喝醉酒的样子，仅此而已。根本就没有送冰人，也没有冰盒。那个戏名是从一个低等玩笑中借来的，*后成为一个可怕的比喻。就这么一点点怀旧。我不知道，那两个本有可能成为我表亲、后来死得没有解释的婴儿，是像伤心小男孩子那样死去，还是像突遇风寒，就像安娜贝尔·李一样。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发现他们短暂的一生，是从这里那里的一些话里面得知的。死亡是一部没有讲述出来的故事，是没有得到语言赞美的一阵悲伤。难怪我喜欢读书呢。在书中，我明白、奢华地发现在生活中掩盖的一切。不知何故我一定知道一些有关伤心小男孩的事情。我究竟为什么会为那些玩具痛苦呢，它们在等待那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孩子，它们的尊严只不过是忠诚和无知的混合物啊?我的同情全都是为了他们。那首诗朝那个方向偏去，使那男孩子成为一个叛变者，一个叛徒，那些玩具也抛弃了那些受害人。偏斜就是使它不再成为一个伤心落泪的定位块。我们被人引导着与那些玩具站在一边，就是要避免与那个孩子站在一边。可是，我们的安全感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感觉，如那首诗在脑海中自我纠正一样，我们都感受到了后怕。哪怕在今天，伤心小男孩会那么快就没有了，这仍然让人吃惊。他甚至都没有发一阵抖。他全身心地希望回到他梦之旅中的第二个早晨：“现在，我来之前你们都不要走，”他对玩具说，“你们也不要出声!”可是，*后永远不出声的倒是他本人。我们在很早以前便得知，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从暗示到证据开始。伤心小男孩拿那个秘密打赌，正如某些作品拿性或者残暴做交易一样。任何东西，如果用诱人的办法触动不可言说的事物，另外还把响亮言辞的种种好处呈现在我们面前，都可以让我们成为永久的人质，正如神话故事中聪明的女巫，她们利用天真者没有经验而俘获他们。书架里面潜藏着真正的神秘，不仅仅是形而上的神秘，在这些神秘故事当中，我*喜欢的是厄尔·斯坦雷·加德纳、佩里·马森、汉密尔顿·伯格、保尔·德雷克和德拉·斯特里特，所有那些受尽苦难的秘书们，就在当时，我就已经注意到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一种自我，远在它们变成电视屏幕上的阴影之前，我就已经在想象中赋予它们极详细的情节。我读生动和残酷无情的《艾莱莉·奎因神秘杂志》，它每个月都会寄来，我父亲说他的兄弟丹恩大叔真的认识艾莱莉·奎因本人，听后我大吃一惊。(因此，“安娜贝尔-李”所暗示的就是真实的了：你可以在书中认识一些人，或者在他们之后认识。)另外，艾莱莉·奎因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但他们都不用那个非常打眼的名字。他们并不是侦探，而只是其写作业务中的合伙人。丹恩大叔竟然认识他们，与他们讲话，并访问他们，这真是让我万分惊讶的事情，是奇中之奇，是曼哈顿的一所公寓。可是，如果有人认识一位作家(这里是两位作家)，那一定就是丹恩大叔，因为他是一个笼罩着饱经世故气氛的人。他穿极名贵的衣服，开非常打眼的名牌汽车，在高级餐馆吃饭，他好像认识那里的侍者，很乐意签支票，而且没有结婚。他开始是结了婚的，但他妻子因为神秘的疾病而去世，因此，虽然人近中年，他实际上还是带一些女人幽会，是我们经常在高级餐馆见到的那些女人。她们的生活风格接近他的风格，虽然她们有时候也会是一些人的母亲，寡妇或离了婚的人，但跟我所认识的一些母亲不同，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些丰满而又贤慧的母亲，系着围裙在厨房忙进忙出，想象着自己的女儿以后会变成哪一种人。我自己倒没有想到要去做那样一些系着围裙的人，当然也不想做懒人。读书的时候，也许我还在想，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别的某种类型的人。不过，在我还没有变成哪一种人之前，已经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不知道答案的大问题。虽然方式令人困惑，虽然半知半觉，但我认为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就是父母所描述的，或者定义我以后会成为的那种人。毕竟，他们是我的父母。他们必须知道．不是吗?他们为确定和规定自己的3个孩子而贡献了毕生的大部分精力。他们准确地观察，然后又犯下一个错误，把他们自己的观察塞进一个预先做好的模子里：比如，我读了很多书，在学校表现不错，因此，我就属于“知识分子”，或者更可怕的是，的确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非赞美之语。父亲称我的两个第二代堂姐妹为“知识界人士”，说话的腔调不无嘲讽。我总也无法让他说出到底她们有什么毛病；我一问这样的问题，他那严厉的脸就板了起来，说我应该自己去找答案。可是，在我有机会见到她们的那几次，却很喜欢她们，又活泼，能说会道，头发一小卷一小卷的，口音十分别致。她们靠自己生活，我甚至都可以嗅得出她们的毛孔里透露出来的新鲜坚强的独立精神。父亲有可能觉得她们很傲慢，无所不知，过份自信了。女人自信并无坏处——我母亲就不属于温顺之辈——只要她们将这种自信保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也就是家里就行。尽管如此，这么一个标签还是不能够吸引人。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的素质适合另外一种模式，或许——我甚至是不是在猜测?——我这人什么都不适合，而只配做另类之人。在这样的一片混乱的迷雾之中，也许只是8到9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本告诉我更多答案的书，它让我明白我是谁。那本书就是《一个小公主》，是弗兰西丝·霍德森·伯恩纳特写的。我反复地读这本书，孩子们拿到特别的书时都是这样的。每隔几年，我还会读这本书，它吸引我，就如同一段美好的音乐，或者一片美好的风景经常会让人不时回顾一样。每次它都赠予我一些东西，可是，很多关键的知识也太容易丢失，世界好像全力让我们遗忘什么东西一样。我从来都没有像女主角萨拉·库鲁韦一样给送到寄宿学校，也没有人强迫我成为操持家务的女佣，我也没有名门贵族的出身，好受尽人世磨难后再重获荣华富贵。不过，每一个小孩子美味的自由是一种奢华，而万事求同的黑暗年代——在我的情况下很早便开始了，就是我小时候被人要求去念《纽约时报》的时候——也是一种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