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1999年，我向四川省教委申请了这个课题，获得资助。三年来上了1200多节课，这是课馀写的。应该说至少还需5年，才会有总体的成果。面对一堆卡片，一些笔记，一些初稿，先将 这10来篇结集出版，表示我在努力。 王力先生曾打算研究汉语的词族，后来放弃了计划，改而编写了一部《同源字典》。王先生为避免臆测，主要依据古代训诂，每条系联三五字，*多不超过20来字。每翻到这本书，一方面佩服他的谨严，另一方面也明显感到他的拘谨。他说：“以前，我们以为在语言三大要素中，语音，语法都有很强的系统性，惟有词汇是一盘散沙。现在，通过同源字的研究，我们知道有许多词都是互相联系着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心来啃这块硬骨头。我的尝试，是以声符为纲，解形释义，又以方言材料来做古今互证，对某些常用字还要解释其引申义。*关键的是，我试图对一些声符相同的形声字进行穷尽式的系联。这也许违背了王先生谆谆告戒的“勿臆测”。也正因如此，做起来特别慢，颇有举鼎绝膑的感受，颇能体会“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心景。这样做是否有点道理?自我反省，我是努力的，也是真诚的。 我所在的学校离故乡只有100公里。1973年，只有2年初中学历的我先被推荐，后进考场，以推四取一的比例侥幸入了大学。近30年了，一直在这个学校读书工作。30年了，一直有一种漂流在外的强烈感觉，同时也有吕纬甫见蜂蝇绕圈子的那种感觉。我也嘲问自己：你不能飞得更远些吗? 毕业后先是编了九年字典，字典编完了在政治系呆了十年，1995年回到中文系教汉语。南充相当闭塞，我与人甚少交往，为学无专业，内心无归依，惟有读书以庋永日。但书中所说，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仍使我惶惑。教汉语了，照理说，是找到了自己的“专业”。人过中年，妄想全息，也逐渐熟悉了教学。这时，我又发觉自己在哲学领域中滚泡了十年，思辨的思想方法毕竟挥之不去。20世纪，西方哲学*令人注意的，是所谓“语言学转向”，其主要倾向是从逻辑性思维转向隐喻性思维。相当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人类的知识和文化，从根本上说，不是建立在抽象概念和形式化推理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上。这时重读钱锺书，就很注意他对词语意义的解释。钱先生从联系和发展的角度，征引分析古今中外文献，对于表达的隐喻性，语词的多意性，以及意义的可变化可增生性，领悟得极深，把握得极准，运用得极为娴熟。尤其抓住了中国语言文字之“一字多意，且可同时并用”的基本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先生就有一个根本性的体悟：“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转引自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17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他说：“殊情有贯通之绪，故同宇涵分歧之意。语言之含糊浮泛，每亦本情事之晦昧杂糅。”(《管锥编》第三册第105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读他的书，自己确有某种抓耳挠腮，喜不自胜的顽童心态自然流露。天下物多事多，物物相杂，事事相关，瞬息万变，气象万千。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上下一日百战，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从不同的视角以变动的心绪看变化的事物，得到的观念抽象出的概念以及总结出的结论，当然会有不同之处。但是，天下百虑一致，殊途同归，钱先生又说，“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 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同上，第50页)又说，“一则杂而不乱，杂则一而能多。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义谛，后之论者至定为金科玉律。” (同上，第52页)我认为，钱先生阐发的这些道理，所昭示的这些方法，对汉语词汇的研究，极富启发性也极具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