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中国过去大抵不大重视所谓知识产权问题。各朝法律都没有相应的条文，也不见有谁为了著作权或发行权去打官司的记载。只是问或在宋明书坊刊行的书籍中看见过类似后来“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告白。这自然是出版开始商业化了必然发生的现象。旧时文人有了著作，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刊行，当然并无经济目的，那时是没有稿费也没有版税的。为的是文人学者的“名”。自然，像白居易那样把全集分抄几部藏在几处庙宇里以图流传后世的所谓“藏之名山，传诸后人”的也不是没有，不过说到底也还是为了名。于是不为名的著作家就格外稀见而受到敬重。自然，为了种种原因不愿以真名示人的使用笔名或化名者，不在此列。人们都知道，鲁迅早年花了许多功夫辑集校定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刊行时就用了周作人的名字。他还有意将《古小说钩沉》同样用周作人的名义刊行。这种不求名声全出个人爱好的治学态度是极少见的。类似的例子我只知有一位许裢。许多年前我看见过许珊林寄给丁俭卿的一通手札，是商议刊印《张亟斋遗集》的，信尾说：附去《钞币论》十本，有同好者，即烦分致。此弟手制而署名舍弟者，正之。这使我们知道，署名“海昌许楣撰”的《钞币论》其实是许珊林的著作。过去有许多著作，署名的作者往往并非真正的执笔者，情形相当复杂。清代有不少“主持风雅”的贵官，如毕沅、阮元……幕中罗致了不少学人名士，由他们帮助编书刻书，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钱而好名的出版家为人刻书，自己也挤进去挂个“同撰”名字的也很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资刻书者。这里有许多例子。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中的考证，大多出自阮元的学生朱为弼之手。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十三，光绪丁未六月初三条云：又《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三册，一夹板。此书本出朱椒堂侍郎，旧题《钮经堂金石跋》。阮太傅借刻，改为《积古斋续钟鼎款识》，其后又去续字，并有点窜删补处，皆文达手笔。廉访为侍郎重孙，以稿本付石印。旧闻郭象注庄出于向秀，今睹此本始信。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