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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学者说重庆三次设都，三次直辖，笔者在1997年“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也曾使用过这样的观点。但事后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春秋时期的所谓“国”与代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中央级政权、全国性的“王朝”是不能等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首都，是一个王朝、一个国家政权的所在地，而不是一个地方性政权的所在地；第二，明玉珍所谓的“大夏”国，由于不是合法的，更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也不能把当时的重庆称为“首都”。重庆真正成为全国性合法的政府所在地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抗战，就没有重庆陪都，没有重庆陪都，也就没有中国真正意义的抗战。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史称南京国民政府)。自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宣布以南京为首都，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而先后择定和迁都他处。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同时，有数艘日本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作种种战斗准备。这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受到直接的威胁。当时南京的形势，据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回忆，“如果真是战争，南京确是危险的，只在南京的下关，就泊有日本几条兵舰，把国民政府摆在日本炮火射程之内，岂不变了容易作城下之盟?行政院一成立，即商议马上把政府迁洛阳”。对于政府迁洛一事，在国民党的高层中虽有不同意见，但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极力主张，终于成行。宋子文认为：“国民政府移驻中国历史上名都洛阳办公，系逻辑上必然之步骤。在日本炮舰暴力威胁之下，任何政府必不能正当行使其职权。”蒋介石在1月29日的日记中也称：“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 1月30日，在蒋介石等人的建议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次日，汪精卫在河南开封联欢社讲演时，又详细阐述了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他说：“二十八日日本军舰驻泊下关者已有三艘，现在增至七艘，一旦启衅，供职于国民政府诸人生命虽不足惜，其如政府机关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则全国政务便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其贻祸国家，宁可思议!因为这样，我们终于决定将国民政府移至洛阳办公。……坦白些说，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为城下之盟，则或者不会离南京；如果预备以*大牺牲，为长期之抵抗，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因为如此，始能团结各种力量，以策应全国。国民政府迁至洛阳办公，其*大精神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