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兴维/国别：中国大陆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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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国家安全与西部大开发进入21世纪的中国，虽然一方面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有效地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阴影”也笼罩着中国的发展之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实施西部大开发，既非权宜之计，也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西部大开发，不仅涉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问题。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从“中国特色”的角度讲，任何人都否认不了中国确确实实已经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工业革命”，也就是说，比较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中国已经迈进到了一个与现代世界经济“接轨”的发展阶段；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基于整体的经济水平和区域发展的严重失衡，中国又像是一个跛行的巨人，稍有不慎即可能摔倒。仅仅就西部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的落后而言，经济全球化也对中国形成了严峻挑战。**，经济的全球化总是伴随着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而冲突又是以“集团”的形式展开的。利益不同，集团不同；集团不同，利益不同。利益与集团变动不居，冲突与集团互为因果。然而，文明的差异、文化的冲突在本质上仍然是利益的差异、冲突。中国融人世界经济愈深，西部民族地区的落后也就愈是令人注目，从而冲突愈是容易发生。然而，“关门”是不可能的。冲突得以平衡的惟一因素是实力——发展的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和政治实力。因此，西部大开发，首先需要协调好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利益关系，协调好“边疆”和“内地”的利益关系。第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运用，对阶级、种族、民族甚至国际关系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和研判这种影响。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容易了解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容易为外部世界所左右。冲突——不排除传统的战争形式或武力威慑形式甚至核威慑形式——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智力游戏”，那些具有“高智力”、星星点点般散布在“低智力”贫穷人海洋中的富人俱乐部、高科技群岛，将主宰未来的冲突：一方面，生意或财富的转移变得更容易、更巧妙、更文明，传统的疆界——国界——模糊了；另一方面，社区(地理的或行政的)权贵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分野更加凸现、分明、扩大了。这是一个危险的前景：一边是在愚昧、贫穷、流血、污染、肮脏中苦苦挣扎，一边是在温馨、宁静、宜人的“二号生态圈”中悠然呷着咖啡谋划着各种“无限制”的未来；东西方的分野让位于南北世界的对峙，东西部的差距让位于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抵牾。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潮流的同时，如果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对我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和国家统一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二、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与经济全球化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民族或种族的淘汰。自16～17世纪始，“西方”依仗着其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的魔鬼”，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把这种淘汰扩展到了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有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为主角的全球化，可以认为是又一场“淘汰”。诚然，信息时代的这种淘汰也许会“文明”一些，精巧一些，但惟其文明、精巧，危险性也就更大，因而后果也就更严重。尽管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但这个世界仍然是划分为民族国家的(这里的“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不同，指的是构成一国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或“中国人”之谓，或如“俄罗斯民族”或“俄国人”之谓)，有国家，就存在国家利益。奉行“现金为王，赢家通吃”准则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各种“国际机构"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一定限制甚至削弱，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内部存在民族“裂隙"时，民族国家的主权甚至领土完整都会受到更大的威胁(看看伊拉克和科索沃的例子吧)。当然，中国不是伊拉克更不是科索沃，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着的大国，发展得好，还会成为一个强国，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但中国恰恰又是因为这一点为发达国家所不容。具体说来，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可能面临三个挑战：一是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非国家力量"，二是来自西方主流社会关于民族国家“大小"的言行，①三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国际主义”。此外，可能还有第四个挑战，即中国自己的“国家保护"。比较而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这第四个挑战可能更具挑战意义。自14世纪末叶朱元璋空前的“海禁”起，中国的发展便陷入了积贫积弱，鸦片战争后，士大夫阶级中的民族主义者多将其归咎于帝国列强的侵略，而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却更强调中国文化内部的落后因素，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得科技的运用和工业化在中国更加步履维艰。到了20世纪末叶，这笔“历史遗产"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再度“变现"：一场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争(已不局限于学术、理论甚至所谓“文化”的范畴和阶层)悄然而至，林林总总：“中国可以说“不”是一端，“加入WTO的“双赢”是另一端；“跨国公司“狼来了”是一端，“摈弃过时的“民族工业”是另一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阴谋论”是一端，“阳谋论"是另一端……所有这些论争，几乎涵盖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生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些论争，不可能不影响到国家决策层。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对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民族国家来说，如何防范和平衡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协调好国家发展方略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庸之道，止于至善”。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国家保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全球化本身就是少数发达民族国家的“国家保护”；君不见，即使是美国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有这样那样或明或暗的国家保护(肢解微软的举措实际上也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另一种保护形式)，遑论中国还大而不富，大而不强，国家保护就显得更有必要。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保护?哪些对象或客体需要国家保护?怎样提供和实施国家保护?如何估价和平衡国家保护与对外开放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