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师陀/国别：中国大陆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09-01

特色：

过去我为它做的一半工作是：抄下《词话》所使用的方言土语，翻过明末及其以后有关《词话》的著作，也翻过现在已成古人的郑振铎先生和吴晗先生的著作。郑振铎先生解放前曾想从古书中发现它的作者，他的学生吴晗先生也想从古书中发现它的作者，由于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峄县在东晋以前是兰陵邑或兰陵郡，两位当然也都查过《峄县志》和《兖州府志》。为了发现它的作者，据说戴望舒先生解放后曾特意查《麻城县志》，因为徐阶的女婿是麻城人，好像沈德符曾在他的《野获编》里讲到徐氏以《词话》作嫁妆的话。然而他们得到的是失望。郑振铎先生解放后由局长而兼副部长，忙文物忙的不亦乐乎，没有时间和兴趣再去想《词话》的事了。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夏天吧，在北京偶然碰见，谈起工作，我讲想继续他的未竞之志，研究出《词话》的作者。这位“老天真”用他习惯的动作和语言，把手斜着往下一劈说：“绝对研究不出来!绝对研究不出来!”我也深知光从古书中查不出现成的作者，这是因为古人思想上受科举的限制，受阴骘轮回的限制，受封建理学的限制。《词话》的作者是谁，董其昌知道，袁宏道弟兄知道，沈德符知道，袁氏弟兄的老师李贽——我想大概也知道。尽管袁宏道曾把《词话》配《水浒传》为《外典》，而又以《水浒传》与《史记》并称，沈德符曾称它的作者是嘉靖年间大名士，李贽曾评改过《水浒传》，似乎颇有“革命”精神，终于冲不破三个牢宠，不肯一语道破，使后人枉费精力，其他昏聩的士人更是只有咒诅作者断子绝孙了。现在我坚信：作为这位伟大作家的同胞，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文学史提供一些他的材料，正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时代，才有可能完成前人所无法完成的工作。我个人也许挨不上这个机会了。我个人挨不上机会没关系，还有别人，还有后人。谨将我二十多年来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供别的研究者参考。前面我曾说过：我深知光从古书中查不出现成的《词话》的作者。那么是不是认为我们前辈的工作没有必要呢?那也不是。他们查古书碰了壁，至少给我们启发：走另外的路。凡是写过小说或戏剧的人，大抵都有这种经验，没有经过相当锻炼，写不成像样的作品。这还是仅就现在有大量古今中外的作品足供我们阅读而言。《词话》的作者那个时代，却没有现成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供他参考，他能凭空结撰，写成一百多万字的巨制，固然得归功于他的创造精神，如果缺乏相当的写作经验，那就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来。结合沈德符的“嘉靖年间大名士”，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武定侯郭勋刻本《水浒传》的作者。郭勋刻本《水浒传》虽然解放后只发现五回，好在出自郭氏本的百回本还在，其中与《词话》基本相同的两回足供我们查考。因为两回基本相同，有人认为先有《词话》，后有《水浒传》。我的看法不同。说书在北宋已很流行，到了明朝的嘉靖年间，甚至进入宫廷。郭勋本《水浒传》的作者必然有所依据，所依据的是当时当地说书人的底本。为了营业起见，中国各地方的说书人必须讲得具体生动，通俗易懂，才能吸引听众。我童年听过《三国演义》(我想其他地方人也听过《三国演义》)，说书人讲的和现在流行的罗贯中《三国演义》不同，诗间或有，改“日”为“说道”“叫道”“吼道”，也不用语录体，而是道道地地的妇孺皆懂的普通话加土话。说书人根据底本，世代师徒相传，不断丰富内容。试举一例：到了解放前后，扬州评话老艺人王少堂所传的《武十回》、《宋十回》底本已分别各增加到几十万字了。中国小说和唱本的发展，首功应归之艺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郭勋本《水浒传》的作者是依据当地说书人的底本，进行加工而成的。P412-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