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曹聚仁/国别：中国大陆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2-07-01

特色：

书评：“*”为左右结构，由“目、古”组成。所有地方性的戏曲，只能当作“坐唱”和“扮演”之间的中间性戏曲看，许多地方保存连厢词的旧面目。蹦蹦戏的唱曲，气逗断落和“道情”、“宣卷”相同，大体是二字一气逗。(讲气逗有时可割裂文理。)道白不像昆曲那样用协律的道白，因此能吸收许多诙谐的语词。无意之中，他们应用了台上台下串演的手法，许多道白，因为和观众对答而增加兴趣。(保存了滑稽戏的本来面目。)马寡妇开店，写一个色情狂的寡妇的心理变态，真是曲折的微妙的；描写的成功或失败，就在这一点上决定。剧中马寡妇舐开窗纸，看中了那个美貌书生，来一段精细的描写。这种外形描写，虽精细还是粗浅的。叫店小二把狄秀才请到后房，自己送酒菜请狄书生吃喝，也还是衬笔。以下她决定要勾引狄秀才，狂乱地走出房门，突然清醒过来，又回转房来，抱着自己的孩子喂奶，左思右想的想亲近狄秀才，又怕见了面，无词可措，只得坐在床上打瞌睡。给梦境所扰乱，实在打熬不住，借送茶为名，到狄秀才的房中，性狂的冒险船，向弯弯曲曲的港湾前进，这才是内心的描写。如门板碰额，喂奶皱眉，水壶烫手；细碎的地方，衬托得很有力量。见面以后，由哀诉、媚诱、乔赖，转到为礼教观念所克服。又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港湾回来。有几处比欧阳予倩的《宝蟾送酒》，做得更曲折更细腻些，可以给做历史小品的人做一个备忘录。“猥亵”二字，我不知道究竟应以怎样为限度。有一次，真如乡间来了一班木头戏，白塔庙的尼姑也高兴得很，要叫他演一本西游记；那演戏的，却演了一本猪八戒洗澡，演得那尼姑面红耳赤；她可是一直看下去，并不走开。地方色彩很浓厚的戏曲，不带猥亵成分的似乎很少；一定要说会影响到风化，也似乎理不可通。《马寡妇开店》，只描写性的心理变态，我觉得与道德无关，如能把地方色彩郑重地保全下去，总还不失在戏曲上的相当的地位的。二悲哀的表现《雷雨》的结尾，四风和周冲都触电死了。鲁侍萍一声不响地立着，如石膏人像。老仆对她说：“老太太，您别发呆!这不成，您得哭，您得好好哭一场。”鲁侍萍说：“我哭不出来!”老仆说：“这是天意，没有法子。——可是您自己得哭。”鲁侍萍说：“不，我想静一静。”一位朋友看了这剧本，问我：“鲁侍萍为什么哭不出来?”我就说，这是悲哀的表现；“悲哀”和“快乐”到了极端，都只有“发呆”。我就举《红楼梦》第五十七回紫鹃情词试莽玉一段例子，紫鹃哄宝玉说黛玉要回苏州去，早则明年春，迟则秋天；还说黛玉说过，从前小时顽的东西，彼此打点明白，“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样回答，等了半天，见他只不做声。……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这便是宝玉悲痛到了极端的表征。下文写宝玉见了紫鹃，方哎哟了一声，哭出来了。哭泣并不是悲哀，眼泪倒有冲淡悲哀的作用。某日下午，一位陌生的朋友来看我，他姓何。他告诉我：他曾写了很多稿子，投向各种刊物，十有八九是退回的，言下颇怪编辑先生的单看作者姓氏，不看稿件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的畸形社会中，稿件也是商品，编辑先生有偏见，也在情理之中。但写稿者的本身有缺点，亦不可不知。我当时就和他谈一谈“题材的看法”。我告诉他：我的学生中，文章写得好的，一班中也有七八个；可是难得有一两个能找很好的题材的。也许退回来的稿件，文章的确写得很好，题材却不十分好呢!我又告诉他：“有一回，暨南学生杨君拿一篇文章给我看，我说那题材很好，可是写得不好。后来那篇文章在《青光》上刊出，他拿来给我看，我说还是写得不好。果然他一探问，那编辑看中了他的题材。”文章的好坏，何以决定于题材的好坏呢?因为每篇文章，你总提供一个意见。社会对于你的意见或淡漠，或共鸣，或反对，这并不是美妙的词语所能左右的。你有正确的意见，读者自然会有反应。我记得鲁迅先生有一回讲演，说起：“从社会科学走向文学的路是顺的，而从文学走向社会科学的路是逆的。”(大意如此。)这就是说，懂得了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状有种种新的看法，可以找到许多新的题材，就可以有写不完的文章。且举一例为证：我住在真如南阳宅时，寓前破屋中一老妪忽然重病在床；我们的房东和她是亲属，也不十分关切。忽然杨家桥华夏大学的蓝牧师，天天派人送牛奶面包来给她吃，又送帐子来替她挂起来；有几天，蓝牧师还亲自来看她二三次。我心中大为惊异，以为教会中人毕竟有慈善心的。不久，，那老妪死了，我们的房东向我来捐钱，我问她，蓝牧师捐了多少。他打个鼻铳道：“捐钱，做梦。他是想那老太婆把那点地基捐给教会中的，老太婆不肯盖手印，他还来管老太婆的事吗?”这题材，若在契诃夫、莫泊桑笔下，必是一篇动人的杰作；而我几次想动笔，终于写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好题材，可是我的解剖能力薄弱，不能透视过去。换句话讲，我还不知道从哪一点写起才是。这便临到了题材的看法问题。单单说传教牧师口是心非，一切虚伪，似乎还太浅薄一点。即把蓝牧师的阴险暴露出来，似乎也还不够。必得把这幕喜剧中，蓝牧师进退失据的狼狈样儿，烘托出来，才算得尽职。这精微心理分析，就非有深的社会科学的素养，不能游刃有余了。所以我个人的愚见，以为做文章，分解一个好题材，先透视而后凝集，这工作，似乎比一切都困难得多。赋之为体，乃以意胜，与以情胜，以境胜的“诗”稍有不同。“赋者铺也”，如铺被窝似的，有头有尾地铺叙一件故事或一个人物的遭遇，一时一地的风物。其专从铺叙事物这一线上发展，乃与散文合流，即是骈文与四六。若以“意”为主，辅以诗的情境，如魏晋六朝(欧洲的小说，亦导源于叙事诗。)间的小赋，即与叙事诗合流。杜甫的《诸将》、《秋兴》诸篇形式上也就和《恨赋》、《别赋》非常相近了。不过，无论六朝小赋或杜甫总题分章的诗篇，组织都欠完密，内容也太单调，我们以后人的眼光来评论古人，总不如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那样错综绵密，雄伟奇丽。以杜甫的诗才，若能把握时代，把那几百首写乱离之感的诗篇组织成为一个整体，才可以算作真正的叙事诗。二十年前，吴芳吉先生曾试用各种古诗体，作《西安围城诗》，约三千余字；比之中国旧诗，已经算是顶长的了；但在叙事诗中，也还是极短的一首。其内容，也是写个人的感愤为事，抒情的意味多于叙事的。去年，我曾读过一本《在俄罗斯谁活得*快乐》的叙事长诗，全诗有八千行那么多；写动乱的社会，写各阶层人物的心理反应，就像一本长篇小说那么包罗万有呢!从形式上说，叙事诗的篇幅，照例该比抒情诗长一些的。以词曲来说，小令宜于抒情写物，慢词宜于叙事说理，内容时常决定形式，那是无疑的。不过同一形式，张三可以写得极好，李四可以写得极坏，篇幅长短，和写诗的成功与否，却并无连带关系的。我们现在提倡叙事诗，努力叙事诗的创作，可以不傍前人门户，自成一家；叙事以一事件的演变为主线，有时插入“写物”一景，有时插入“抒情”一段，有如影片中的特写镜头，使全诗格外生色的。叙事诗和赋，可以说是源出一家，不仅具有错综复杂的内容，也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二熟读文选理清末，梁启超曾倡导诗界革命，他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前人占尽矣。虽有佳意佳句，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可恨也。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以为诗界之哥伦布然后可。犹欧洲之地方已尽，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不可不备三长：**，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这段话，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岁月，还是可以当作我们对诗界的新期望；明日之诗，必须要新意境，新语句，再加一语，要新形式。二十年来的新诗，新形式未建立，新语句未整理磨炼，尤感失望的，即新意境未开辟；有志创作诗歌的人，更该向这一目标去努力。(旧诗人受道佛两家思想的影响静观自得，善于写物。尤善写无我之境；抒情多蕴藉回荡之作；惟叙事诗不多见。新诗人善写奔放的热情，而拙于写物。叙事诗，也不多见。)关于叙事诗的写作技术，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就深深理解其中的“奥窍”。杜甫曾勖其子宗武，要“熟读文选理”，所谓“文选理”，即是赋家的法门。(以今语述之，即是学习叙事的法门。)杜诗中，如《北征》标题与章法皆用赋体，《八哀诗》用两汉书传赞体，即是“文选理”的活用。罗庸先生《读杜举隅》谓：“杜诗之合若干首成一总题者，其例有二：一者每首独立为篇，如《秦州杂诗》，《咏怀古迹》等是也。一者各首相次，前后自成篇法，如《喜达行在姜村》三首是也。前者，其法出于阮籍《咏怀》，曹植《杂诗》，后者其法出于曹植《送白马王彪》，陶潜《归园田居》五首。——是故选诗者，于他家之诗，或可以摘取佳章，而于杜诗则首当观其组织，未可以鲁莽割裂也。”正说明了杜甫如何注意于叙事诗的试作。(胡适论《孔雀东南飞》的叙事诗体，盖受佛经翻译的影响，但隋唐诗人所受汉晋赋家的影响，还在佛经的影响之上。)杜甫所开的先路，对白居易、苏轼、陆放翁……以及清末黄遵宪都有影响的，但这条路并不曾辟为诗界大路，得让我们来发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