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余虹等编/国别: |
出版社 | |
出版时间 | 2003-09-01 |
特色:
权力的眼光实际上,当我们在欲望的眼光中涉及主动与被动、看与被看的关系,就已经触及一个视觉文化的重要层面——权力的眼光。我们知道,看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之中,因此,怎么看和看什么都是被社会决定的。不存在纯真的自然之眼。然而,社会总是存在着权力关系,存在着压迫和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因此,看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关系。所以福柯有一个形象的术语——“权力的眼睛”。福柯认为,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充满了压制和暴力,眼睛作为*有效的权力器官施行着种种权力的机能。他注意到,这个权力的眼睛在17到18世纪,有一个从对瘟疫控制的监视隔离的封闭性,向全景敵视主义的发展。瘟疫的控制塑造了一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而由边沁所创造的“全景监狱”则颠倒了黑暗、封闭的地牢原则,“充分的光线使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可见性就是二个捕捉器。”’福柯强调,前者是用来对付特定危险情境的,而后者则变成了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两百年来它不断地激励新的灵感和变种,成为一种建筑学上权力的政治技术象征。与传统的偷窥和监视不同,传统的“观看机制是一种暗室,人们进入里面偷偷地观察。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透明建筑,里面的权力运作可以受到全社会的监视”。福柯坚信,17—18世纪这两种“规训”导致了“规训的社会”的诞生。他形象地描述道: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这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络。这种状况其实在现代社会经常见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存在这样的境况,权力的眼光到处存在,任何越轨和反叛几乎都不可能。将一切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眼睛运作的基本规则。斯大林主义时期,甚至纳粹法西斯统治时期,都可以见到这种境况。不仅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极端时期会出现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眼光,即使是一些平常时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亦普遍存在这样的眼光。通过对“规训社会”形成原因的分析,福柯指出了两个重要的现代发展趋向:**,18世纪以来有一种普遍的对黑暗空间的恐惧,害怕黑暗对真理的遮蔽,要消除社会的黑暗区域;第二,18世纪的建筑规划已经诞生了某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指建筑规划者——引者注)*经常关注的原则”。回到我们前面引用的伯格的看法,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要受到我们所知和所信的东西的影响,福柯也坚信这个道理,恰如美国学者马丁.杰所发现的那样:“我们所见之物是以我们显而易见的自然感知的文化建构为中介的。……福柯常常带有反讽意味地写道‘自明性.来强调我们视觉经验的人为性;那种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自明之物正是不得不引起疑问的东西。”因此,在一个“规训的社会”中,视觉绝不是自然的感官,毋宁说视觉就是某种“认知型”的建构。透过“认知型”的分析,足以揭示视觉是如何变成权力的工具的。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都有某种制约或者控制着人们如何谈论和思考问题的“知识型”或“认知型”。这些规则又是通过特定的话语形式呈现出来的。他写道:我是要写一部有关性的话语的考古学。这些话语指明在性这个领域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被迫做什么,人们允许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还有,对于性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不得不说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这不是一个有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言谈的问题。虽然福柯这里说的只是性领域,但对任何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也同样适用。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传统社会中存在着种种看的禁忌,就是视觉的权力话语形式。我们决不会越轨地乱看,表面上看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看的种种习性和行为,实际上却隐含着复杂的视觉体制和统治。那么,这些权力的视觉话语是如何运作的呢?福柯要研究的不是作为意识的话语,而是作为技术或战术的权力话语,就是说,视觉话语是通过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来起作用的。福柯注意到,人们谈论问题是依照一系列复杂的机制来进行的,其中*重要的就是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真一伪,善一恶,理性一疯狂,正常一反常,科学的一反科学的等等。这些区分说到底是一种认可与排斥的对立,就是说,有些话或看是可以被接纳的,有些话或看是必须排斥的。真的、善的、理性的、正常的和科学的是被接纳的,而对立的范畴则是要被排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区分往往是以“知识”和“真理”的名义展开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言谈还是视觉活动都有一种对真理或知识的意志,福柯称之为“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因此,“知识”和“真理”变成了权力的代名词。因此,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反过来又加强了权力。但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又有所不同。在传统社会中,权力是通过当众惩罚的方式来运作的,而在现代社会,权力以知识的方式,通过个体自身的自我约束和控制来产生效果,因此权力变得比较隐蔽了。正像英语中“规训”(discipline)的复杂意义所表征的那样,一方面它意指学科和知识,另一方面它又指训练、纪律、处罚。我们可以将这种眼光的分析转向人的身体问题。福柯曾经谈到军事训练、学校教育等方面对身体的训练,从这种集体性的、强制性的身体规训中很容易瞥见“权力的眼光”。但我想特别指出的一个现象是,在一个越加民主化的社会中,在一个表面上看个人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的社会中,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监视”其实正是一种看不见的“权力的眼光”在作祟。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创造出种种关于身体的神话,亦即关于身体的“认知型”,诸如什么样的身体是健康的、完美的,并通过模特、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等多种“消费偶像”,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身体的种种“典范”或“样板”。那些臃肿的、松垮的、变形的身体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于是,当代生活中身体的时尚便使人们对身体的完美趋之若鹜,进而透过别人的眼光和自己的眼光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身体,以便使自己的身体达到或接近身体“认知型”所要求的标准。其中普遍存在的关于身体的焦虑,亦即因自己身体离完美的距离所产生的距离的焦虑,不断地强化了他人和自我的眼光。身体是用来展示给别人看并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于是,权力的眼光不断地塑造着“规训的身体”,这种眼光并不来自强制的集体训练(诸如军事训练等),而是来自个体自身。身体的技术首先是视觉的技术,亦即如何观看和评价自己身体的技术,其次才是如何塑造或改变身体的技术。所以,身体成为权力的对象,而每个追求身体完美的眼光就成为“权力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