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吕锡琛著/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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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0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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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实现“任性当分”的理想政治治理局面呢？在对于封建仁义礼法制度的伦理道德批判和对封建政治治理的方式进行道德反思的基础上，道家提出了自然无为的政治治理原则。众所周知，在“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作为统治对象的广大民众是不被尊重的，抹杀和忽略人的不同个性，以封建等级制度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统治，是封建政治治理方式的重要特征。道家对于这一蔑视人的主体价值，蔑视人性自然的封建专制统治模式做出了深刻的反思，自然无为的政治治理原则正是针对这一缺乏伦理正义的政治治理方式而提出的。由天人同源同构的基本认识出发，在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特别是在自身修炼的实际体验中，老子认识到“自然无为”是“道”的本质特征，这成为老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作者提醒统治者时刻牢记：“爱民治国，能无为乎？”他还认为，如果能够做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则可在政治行政生活中收到显著的效果：“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一道教神学理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异己力量的代表，当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无法解释或无法把握时，很容易把它归结为某种超现实力量的存在，从而产生对天地自然和人身的崇拜；同时，在无力与自然、社会的压迫相抗衡时，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人们便想象、创造出鬼神并崇拜鬼神，以期获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当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阶级压迫加剧时，现实社会的苦难往往促使人们将目光转向神灵，期望神灵拯救人类，因此，神学迷信往往在这种时候大肆泛滥。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的，宗教对于人的精神压迫(“宗教桎梏”)根源于社会对于人的物质压迫(“世俗桎梏”)。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及三纲五常的压迫和控制之下，广大臣民所受的精神压迫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这就决定了他们是政治治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故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将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而极度的专权只能带来极度的腐败，封建世袭制度更是无法保证君主的政治素质。于是，盼望明君圣主的热切希望往往付之东流，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遇到更多的常常是暴君庸主，这就促使民众将希望的目光投向神灵。同时，中国封建社会不乏战争频仍、朝政腐败的黑暗时期，加之，科学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以及小农经济对自然征服能力的低下，更加深了普通民众对神灵的依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鬼神崇拜观念和灾祥说、谶纬迷信十分流行，道教神学理论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道士有着广阔的活动场所，这是其影响王朝政治的社会土壤。在这种笃信神灵灾异谶纬的社会氛围中，封建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政权既要以暴力、惩罚等强制手段加以保证，也要有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思想武器予以维持。而这种从思想上控制民众的*好的思想武器，就是宗教神学理论。因此，他们将神权作为皇权的依托，要保住皇权，必须拥有神权。于是，他们与道教上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使神权和皇权融为一体，利用神权来保护和巩固皇权。这样，道士自然要在王朝政治中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了。一旦出现神权背离皇权的现象，统治者便要运用国家机器以暴力手段改变这一状况，二者重新统一起来。历代统治者杀方士、道士，禁星占、谶纬，禁淫祀奇术，其目的盖出于此。所谓“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①；“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②；“假托玄象，妄说妖怪，志图祸乱”③。以上汉哀帝、孙策、隋文帝的这些话语，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统治者畏惧方士、道士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招举隐者，封赏道士或设置专门机构网罗天下有道术者，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所念念不忘的举动。这些措施，意在抚慰、拉拢和控制方士、道士，以消除来自这方面的危险因素，但这样一来，也为方士、道士的议政或干预朝政造就了机会。二道教的长生理想适应了人们的欲求不少宗教教义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无可留恋。如佛教认为人生有生苦、老苦、病苦等八种苦难，因而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彼岸世界。道教却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成为神仙，永久地活在世界上是极快乐之事，死亡才是痛苦的，因而主张乐生、贵生。如道经《太平经》就提出“生为**”，《元始无量度人经》就强调“仙道贵生”。他们的人生理想有三个层次：**是幸福安康；第二是延年益寿；第三是得道成仙。因此，他们努力寻求使人长寿的方法，鼓励人们与死亡作斗争，力图活得更久，活得更好，充分地发挥人体的各种潜能，提高人的素质。其各种养生术，如服食、内丹、服饵、辟谷、存思、导引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创立的。道教的这些理想和追求正是中国的民族心理的反映。中国人虽然信神，但并不执着于脱离现实的某种宗教信仰。自古以来，人们的理想追求就是功利主义的和现实的。《尚书·洪范》中，就将长寿、富足、康宁作为“五福”的首要内容，而将早夭、疾病视为穷极恶事之首。一般的百姓企望“五福”，*高统治者更是对此孜孜以求。道教既有一套追求去灾免祸、康宁长寿的方术和仪式，又有所谓使人致富的炼金术，正好可以满足这些欲求。特别是炼制服食金丹、仙药就能长生成仙的说法，更是强烈地吸引着那些渴望成仙而又不愿刻苦清修的王侯权贵。为了祈福长寿成仙，他们对于方士和道士常常是言听计从。在这种情况下，道士、方士干政也是比较容易和十分自然的。三对于无限绝对的向往和感悟促使人们依赖神灵人作为一种有限的动物，在其心灵深处，往往有一种对于无限绝对的依赖和向往。德国近代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在论及宗教的起源时就曾指出，宗教源自人们“绝对依赖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乃产生于人们仰望天际、审视广袤宇宙时那种对无限绝对的直觉和感悟，其中充满了惊奇和敬畏，即一种“对无限的感觉和鉴赏”。奥托则认为宗教源自人世对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一种直觉体验和领悟，是人“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①。宗教学的奠基人缪勒更是认为，宗教崇拜时对象是一“无限者”，而人正是具有一种“领悟无限的主观本能或才能”②。同时，客观外界又总是存在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虽然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权威，皇亲国戚、达官权贵虽然拥有荣华富贵，甚至权倾朝野，但是，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客观外界各种未知因素的掣肘，摆脱不了人生无常、生命短暂之苦恼，而处于封建等级制度重压下广大民众更是受制于外界各种力量而毫无自主可言，故人们无法抑止对于某种客观支配力量的崇尚和对于广袤无限之宇宙的敬畏。这种对无限绝对和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敬畏以及“领悟无限的主观本能或才能”，使得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产生了对天地鬼神这一超自然之神圣存在的依赖乃至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