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长莉、左玉河/国别：中国大陆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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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刊及新媒体我们知道，清末新政时期是中国报刊业自维新运动以来的又一重要发展时期，那么报刊的传播与影响如何呢?特别是，在京师官员士大夫中的影响如何呢?恽毓鼎日记中也有珍贵且很有趣的记录。1910年4月1日，“得《国风报》第三期，竭半夜之力粗竟一册。报中所登皆有实益有关系，所著论说，语语搔着痒处，旬余抑闷为之一快。现今报纸丛出，无非造谣言，乱骂人，结党受赇，是非颠倒，阅之徒乱人意，余皆摈不寓目，独此报出于梁任公，学问根底既坚，阅世复多深识，每月二册，皆经国远谟，吾是以笃嗜之。”4月2日“买《国风报》第四期。”4月5日“在有正书局买梁卓如所撰《中国六大政治家》第五篇《王荆公》。其发挥荆公政术学行，尽雪宋以后党论之谤，实具卓识，当细读之。其**、二家为《管仲》、《商鞅》，余尤欲得之。书局市缺，须俟异日也。”4月9日“阅《王荆公编》，其味□□，遂忘就枕。”4月lO日“润泽为我觅得梁纂《中国六大政治家》**编《管子》，第二编《商子》，合一册，连前得第五编，可得一月快读。此三十日为不负矣。”以后仍有阅《国风报》的记录。如果我们注意梁启超当时还是清政府的通缉要犯，那么恽氏的阅读就更有意思了。另一个恽氏感兴趣的报刊是《东方杂志》。1911年6月17日，“前见报登《东方杂志》体例辑录之善，特以洋三元定购全年十二册。今日取到**、第二册，果有胜处。郑先生(家庭教师——引者)亦甚赏之，相约互看，以扩智识。余于近人译著新书，皆阅不终篇，即生倦厌，独《国风报》则读之□□有味，益我良多……若京沪所出日报，大半造言生事，弋财营私，直不足污吾眼光也。”恽氏甚至用《东方杂志》乃至梁启超的文章教授子女：1911年6月21日，“郑师(家庭教师——引者)择《东方杂志》中论事、说科学文之明畅切实者，授纶、懿于课暇读之，实获我心。两儿果能逐细领略，收益当不浅也。”1911年7月19日“连夜为子侄讲授《大政治家·管子》，每夕讲一章”。直到清亡后，恽毓鼎还认为：“余素乏新识，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由恽氏阅读报纸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晚清时期，阅读报刊，正在成为京师官员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并且成为他们吸收和学习新知识的重要渠道。P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