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读后感3000字

我在阅读海男的长篇小说《县城》到一半的时候，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这是一部体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的、顽强的抗争的小说。”然而，当你通读了整部小说之后，你也许会用另一些比较简单明了的内容来概括这部小说，即它只是描写了与一个生活在县城的普通家庭的成员有关的爱情和婚姻而已，从父亲与张阿姨谜一样的关系，到我与李路、咖啡商人和简的爱情，当中发生的种种是与非、曲折与舒缓的情节变换，都是大部分在谈论爱情和婚姻。这似乎会让人感到灰心，因为这情情爱爱的纠缠与纷扰，虽则是情世中不可避免的俗世生活，但是它显然无法勾引起我们阅读它的兴趣，我们只把这些情爱关系当成庸俗的情爱关系。

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爱情与婚姻只是它的表面文章而已。这部小说的核心，在我阅读完整篇小说之后看来，有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海男对人生中所有发生的意外的大彻大悟。在小说的首页里写着一句关于托马斯·品钦的话：“一个人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意外超过他所能予以承认并保持神志正常的速度。”我觉得这句引言是支撑起小说中的故事源源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根基。顺理成章、因果关系是事物发展的根源，是发展的本质。但是意外、巧合总是掺杂在根源与本质中而发挥作用，引导着事件向我们无法预知的，料想不到的方向推进，以一种环环相扣的形式展现跌宕起伏、平缓或湍急的事件。如海男在小说中写下的：“所有猛然间向我们的肉身袭来的幸福的证据，悲哀的颤栗，灾难的震撼，都是贯穿在我们生命中难以逃离的时间之镜，它像一面镜子在照着我们的卑微和我们佯装在脸上的自尊。”我认为这段话是小说的核心之一，是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海男要向读者说明的事情，而且她认为那是我们无法逃离的，因为它是命运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我们的任何抗拒与反叛都将注定是卑微与徒劳的，我们的行为似乎只能够改变事件行进的方式，却无法改变其结局。当我在阅读过程中有时忽略了托马斯·品钦的话在小说中的作用时，我一度以为串起所有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线索是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引起故事骚动的县城的流言和谣传，那些关于哥哥罗华与心爱女人的流言，关于“我”与李路的流言，关于姐姐罗果与张羊的流言，关于弟弟罗果吸毒的流言，流言还绕着丁兰、咖啡商人、简、父亲、张阿姨、小丫、桃子、杨琼飞和副院长等等生活在县城的人物而飞舞。所以可以说，流言制造了故事，而故事又反过来刺激了流言的产生与运转。

其二，小说的第二个核心部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抗争。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理想？在这部小说中，一开始县城就是现实，许多人生活在现实中的县城，而八十年代的喇叭裤、收录机、自行车、高跟鞋和电影院以及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出现的代表着时髦摩登的事物就是理想，因为这些事物给予人美好的向往与情感，那也是理想带给人的向往与理想。后来省城是理想，许多人物向往着省城，“我”与波兰大货车司机李路开赴理想所在地省城，省城生活着父亲与张阿姨，简与咖啡商人都生活在省城。而后，当姐姐与哥哥在县城这个现实世界里受到爱情与婚姻的挫败之后，他们同样向往省城生活，姐姐罗果转让了县城的服装铺与医院的外科医生幽居在理想省城，弟弟罗敏与林莎也在省城开了茶馆，哥哥罗华为了拉近与杨琼飞的距离于是在省城开了照相馆。人在困境中，在悲伤时，在绝望里总是容易产生希望，产生美好的理想，这是支撑人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之源。但是，理想总是不尽人意的，在省城同样有来自县城的困扰与骚动，理想同样不可能不受现实的影响与制约而存在，这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顽强的抗争，这其中需要人付出多大的决心与耐力，人可以忍耐理想一次一次覆灭与重建，可以心平气静地面对冷酷与冰凉的现实世界，这其中的精神考验与磨练是巨大的，也是困难与艰巨的。可以说，我们是这样生活下来的，即一边幻想着美好的星空，一边脚踩着深陷的现实土壤。而当我们做够了理想的梦后，我们又重回到县城里去了。

从县城到省城，从现实到理想的穿越途径，在小说中，存在两种方法。其一是旅馆，“一座小县城太沉闷的原因，使我们的目光与旅馆相遇，也许只有住旅馆里的男人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旅馆在这里成为从现实通往理想的桥梁与纽带，在旅馆里经常发生偷情，偷情是县城式婚姻生活之外的一种理想爱情形式；在旅馆里发生艳遇，艳遇演绎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橘红色的梦幻般的爱情故事。其二是旅途，“旅途给人带来的是一种陌生的情绪，所以，不能获得自由的人通常会把双臂伸向旅途，那个够不到的地方，才是舒展身体和自由的理想之所。”往返于县城与省城之间的旅途就是一种穿越现实与理想的方法，小说的开始“我”陪同姐姐到张羊所在的小镇偷拍奸情的旅途与最后简在巴黎向“我”发出旅途之邀，分别是通向现实与走向理想的旅途。

其三，是关乎人性的探究与思考。这一核心部分探索得更深入、揭示得更彻底是出现在小说的中部部分，“我”作为姐姐的同谋，陪同姐姐去过张羊所在的小镇，并在后来目睹姐姐与张羊幸福的留影，也陪同姐姐去过县城郊外舞厅与张羊所在的地区并躲在衣柜里，都是为了撞破张羊与女人偷情的背叛，通过这些婚姻冲突与情史秘史的演绎，作为人性研究的“我”洞破了张羊狡黠和好色的人性与姐姐长久的怀疑和动荡不安的人性。在经历了爱情与婚姻的背叛之后，“我”又窥视到了姐姐报复形式的“无所谓”的人性，这种报复式的人性引导她与男人偷情并且洋洋自得；在弟弟罗敏的瘾君子生涯里面，通过捆绑弟弟的行为，作为人性研究的“我”，了解了弟弟罪恶的人性，因对丁兰的语言保证与目睹肖瘦田的脱胎换骨，也唤起了“我”赎罪自己的人性。人性在罪恶与忏悔之间来回摇摆，动荡不安，经历了一次次的冲击与自赎，弟弟与林莎最终选择了坠楼身亡为人性作一次补偿和了结；而“我”，仍然得在县城与省城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面对丁兰与肖瘦田之间经历人性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考验。

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海男具有一个诗人的才情与特质。小说中的一句比喻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月就像一轮圆盘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上。”自我开始认为海男具备诗人的才情与特质之后，我就觉得她应该用非常煽情的文字来形容这个明月，因为我认为诗人都有这样的才情，但是海男没有这么做，她是用平实朴素的文字比喻了明月，所以从这里我改观了，我认为诗人只分两种，矫情的和平实的。对于矫情，我认为就是诗人的特质，因为诗歌除了意象，最重要的就是情感，矫情的文字或者说矫情的诗人总是容易煽起读者的情感。更能体现海男的诗人才情与特质的地方是文中两次提到芒果，而且与芒果同时出现的总是激情。我认为这就是诗人笔下的意象与所附予意象的情感；另外她关于“肉欲”的煽情的引人浮想翩翩的描述更是将人的情感推向极致，你的身体也会在不知不觉中经历“肉欲”关系，但与赤裸的粗俗的色情小说描述又截然不同；再有，“我直奔我生命的县城，只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它既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成长地”，有人说：“诗人的使命就是还乡。”海男关于毒品源头与上述这段话的形而上的看法也证明了海男诗人的身份。海男的作品中流淌着诗歌的灵魂，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中采摘出许多句子独立出来成为一首首好诗歌，比如：“我们离开时，彼此都带着创伤，语言伤害了我们的身体，我那落入河底的湿湿的肉体。”有一点嘲讽或有趣的是，当我读完《县城》整部小说之后，我竟然在小说的开端页面里翻出一页关于海男的简介说明，其中说道：海男著有诗集《虚构的玫瑰》，而在这之前我从未曾了解过海男的作家身份背景，也没有注意到这一页，《县城》是我阅读的海男的第一部作品。

海男在《县城》中流露出的思想是悲观的。其中有关托马斯·品钦的话的核心部分就是悲剧意识之一；关于情节安排比如弟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瘾君子的生涯也是悲剧意识之一；“所有人世间的一切我都注定要去经历，比如婚姻。”这是悲观的宿命论。小说的最后与小说开始互相呼应，是一种感伤的呼应，“我”穿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再次穿起喇叭裤之时，发现时代不同了，已经是物是人非的世纪了，一种跨越世纪的悲凉不禁涌上心头来了。我们经历纷扰的诸多世事之后，会发现时间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县城仍然是县城，县城仍然代表现实，我们又回到县城来了。在小说中，海男的内心又变现得是矛盾的，她看起来是个理想主义者，她对爱情持有敬畏与崇拜的理想主义思想，她认为婚姻之外的情史秘史，每一次艳遇与偷情带来的爱情都是理想的，但最终我们又从其作品中读到，能够拯救爱情的不是理想，能拯救爱情的还是现实。

总之，《县城》是一部体现了因缘注定的事物发展、体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恒久的抗争主题和人性的罪恶的小说，正如海男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磁场”一样，这部小说对读者也产生了磁场效应。

小说读后感3000字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分离已有56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半个世纪的岁月固然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一个家庭或一个民族来说，半个世纪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它往往是两代人或三代人经历的时段。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生活在海峡两岸，有着千丝万缕关连的千千万万家庭和人们，经历和忍受着由于分离而造成的巨大的伤痛，因而海峡两岸的人们，只要记得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就必然急切期盼着两岸的沟通，民族与国家的统一。

近日读完福建实力派小说家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新作《海峡之痛》(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关于海峡两岸由于分离而造成的历史之痛以及两岸的统一问题，久久盘桓于心中。应该说，这是一部关于海峡的历史与现状深刻而动人之作，它落笔的是生活于海峡两岸杜、罗两家历史恩怨、悲欢离合、曲折动人的故事，着墨于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杜荣林和先是流窜于大陆、金门、台湾之间的国民党军官、特务并曾沦为土匪，后来又成为到大陆投资的企业家罗进这两个人物的“海峡之痛”，他们可以说都带着这个“痛”离开人间的。但是明眼人一读便知，杜、罗两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故事以及杜荣林、罗进的心中之“痛”，折射出的却是海峡两岸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千千万万人由于海峡两岸分离造成的灾难和创伤。这个“海峡之痛”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已经逝去的二十世纪的！当然，长篇小说《海峡之痛》由杜、罗两家的“海峡之痛”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之痛、世纪之痛，是对结束海峡两岸分离状态，反对台独，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由衷而强烈的呼唤！这种呼唤不仅是适时的，也是强有力的，震撼人心、动人肺腑的！这正是这部小说主题深刻的体现，也是它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我是个小说的专业读者，近三十年来，仅长篇小说读过的就数以千计，但像《海峡之痛》如此强烈吸引着我，读后又让我心潮久久难以平静的作品却不多。这是因为《海峡之痛》不仅具有一个宏大而深刻的主题，还有一个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

故事开端于1949年初秋闽南山区一个叫龙潭的山谷里的一场伏击战。其时，渡江南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南人当时叫大军)追击溃逃的国民党败军于此，“大军”的一个连长杜荣林率一个连在龙潭山谷打了一个伏击战，把准备由闽西逃到厦门的一个运送家属的国民党车队击溃，把押车的“国军”上尉罗进的一家击散。罗进的妻子刘小凤失踪。他的出生仅三个月的女儿被“大军”收留，先是寄养在农家，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故由杜荣林收养，成为杜的女儿，取名杜山。罗进则在逃窜中落入土匪卢大目之手，后入伙为匪。龙潭山谷伏击战打出了杜、罗两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故事，也展示出台湾海峡两岸分离而造成的民族之痛。作为“国军”的一方，罗进开始了为了寻找妻子女儿下落几进几出大陆的传奇般的经历：他化名刘四斤在卢大目处当了个小土匪头目，后来又趁“大军”剿匪于九弯一役使卢大目部全军覆没之际逃脱，“先向西，潜入深山，从福建西部龙岩一带逃进广东，再转折南行”，经过他童年生活过的潮汕地区，然后“从番禺一个小港坐上一条小船漂泊珠江，于夜中偷渡香港”，再作为“大陆难民”由香港到台湾。到台湾之后，即加入“国军”情报部门，派到金门蹲在坑道里收集大陆情报，制造过一个“心战”案例，叫秦之川《致杜营长的信》。又认识了在金门开酒馆，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寡妇吴淑玲。1953年7月中旬，又曾随“反攻大陆”的“国军”登上东山岛，企图再回大陆，仅三天即无功而返。后来，吴淑玲由金门而回台中，罗进也回到台北，由于一个叫陈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的“供出”，涉及“匪谍”案，差点送了命。经吴淑玲营救，终于出狱，又作为“反共挺进军特别支队”的支队长被派遣回大陆。但当这个“特别支队”进入大陆之际，即陷于绝境，10个匪特，或被击毙，或被活捉，罗进比较识趣，主动投降，又隐瞒了历史，只轻判了十年徒刑。在江西南部劳动农场服刑后，罗进刑满释放，拒绝留场就业，回到刘小凤的故乡漳州，干起了收破烂的营生，常出没于龙潭山谷一带，为的是寻找当年失散的妻儿的下落。几经曲折，他在龙潭山谷附近的土门村见到了在此当赤脚医生的叫做杜山的女儿，但不敢相认。不久，由于吴淑玲动用在美国的亲戚转信给中共高层领导，于是，罗进手持一张前往香港的单程通行证离开大陆，经香港再次前往台湾，结束了他在大陆近十年的游荡。后来，他又几次穿越台湾海峡，来往于大陆与台湾岛之间，不过，他已有了各种合法的身份，而目的还是一个：寻找他的妻子女儿。一直到与女儿相认，也找到失散的妻子刘小凤的踪迹，为迟到的寻访，最后喊着心痛告别人世。罗进这个曲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往来于海峡两岸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正是半个世纪海峡两岸戏剧性关系的缩影。而杜荣林的故事呢，也可以说是相当曲折动人和富于传奇色彩的。这个来自河北南部农村的连长，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从他的连队里调回闽南山区剿匪护粮，才没有和他的连队以及他的战友连指导员于立春一起把白骨留在金门岛上。但是，他后来的经历也是不顺的。九弯之役后，由于受重伤住院，认识了一个认真细致护理他的护士秦秀珍，产生了感情，非秦秀珍不娶。但秦秀珍之父是逃台的国民党军官秦之川，上级一直不批准他同秦秀珍结婚。后来勉强批准之后，又由于敌特制造的秦之川《致杜营长的信》一案，久久得不到信任和提升。到了“***”前夕，一个机会使他提升了团长，om/dushubi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