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章士钊在《甲寅》提出吾人今后“惟一的觉悟”是“政治的觉悟”，高度重视“政治根本之精神”。《青年杂志》继承了《甲寅》的这种注重政治根本精神的做法，表面强调“不谈政治”，不直接评论时政，而是冀图通过学理的灌输，更具体地把政治根本精神落实到青年身上，向青年宣传个人主义等西方新思潮、新思想，辅导青年学习“修身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的自觉。《青年杂志》创刊时，袁世凯正做皇帝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社告的**条中就明确宣告：“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陈独秀在创刊号上紧接着社告，发表《敬告青年》，论述国家兴亡取决于国民的觉悟和智能的“自觉心”，而希望则寄于青年身上：“予所欲涕陈泣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并找出了衡量这种“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的六条标准，表明创办《青年杂志》志在造就“新青年”：新型的国民，从根本上探求拯救中国的道路。陈独秀这时心目中的“新青年”“以个人为本位”，还没有超越梁启超的“新民”论。陈独秀同时还论述了“新青年”的六条“修身治国之道”：“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并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强调科学和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陈独秀强调的这些“修身治国之道”，就是在政治形态方面具有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权平等观，在社会和历史观方面具有进化信念，在人生观方面具有进取精神，在民族观方面具有与世界联系的观念，在伦理观方面具有实利主义观念，在信仰观方面具有科学的理念；其实质上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彻底掘挖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想文化基础，初步揭起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旗帜。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则更直接在痛陈公民素质的根本要求之时，明确宣告：“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高一涵的这番话肯定是有所指而发，是在痛批袁世凯的帝制逆流。陈独秀还以“通信”和国内大事记的形式，驳斥帝制谬论。所以说，《青年杂志》实质没有回避政治。《青年杂志》立足“改造青年之思想”，向青年宣传西方的民主政治，西方的新思想、新思潮，以提高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在培养一代具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意识的青年的同时，进一步把《甲寅》的“政治的觉悟”具体化为青年的“伦理的觉悟”。陈独秀承接着章士钊的政治理念，指出即使多数国民达到“政治的觉悟”，还仅仅是具备共和的“真精神”的**步，而要多数国民达到共和的“真精神”的*重要的*后的一步是“伦理的觉悟”。因为只有“政治的觉悟”，没有“伦理的觉悟”，“共和立宪”就不会“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陈独秀*后进一步强调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后觉悟之*后觉悟。陈独秀承继章士钊的思想，提出辛亥革命后国民的政治已觉悟了，共和之所以还“在惝恍迷离之境”，全因为国民的伦理还没有觉悟，并更进一步把“政治的觉悟”具体化为青年“伦理的觉悟”。因此，《青年杂志》把青年的修养放在首位，辅导青年进行治国修身，自觉进行伦理思想的革命。《青年杂志》的这种办刊宗旨是《甲寅》办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P01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