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中国思想界面临的境遇与韦伯当年面对19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情境有几分类似。韦伯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这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对国人的思考或许有某些启发。
“整部经济无非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的历史。”以“数理化”为经，以社会行动与团体为纬，韦伯在《经济与历史》编织出他心目中的历史图像。 “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制度，都不能没有权力来发号施令，因此，就有支配。”这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起点。韦伯通过《支配的类型》，从人类历史经验中，归纳出三种“理念型的支配”：卡理斯玛支配、传统型支配与法制型支配，分析这三种支配正当性的基础、其运作及其影响，关注不同类型的支配与管理，对于一个社会的实质与形成理性化的影响。通过这一取径，韦伯的支配类型研究，便与其宗教、法律及经济史的研究贯穿成一个完整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