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郑板桥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缩影，他的家信可谓无所不包，上至皇族贵胄，中至墨人骚客，下至平民布衣。谈古论今，皆不肯做熟语。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读郑板桥能知道中国文人的一些坏习气，亦能知道一些好习气。古来文人相轻，教训别人是常事，不过这在板桥家书中要淡漠许多，大都化为理论了。通览之后，文人之悲凉可见，傲骨可见，更多的还是恬澹适然。本书是使文学爱好者大饱眼福的佳作。
代序一位艺术怪杰对传统的讣告对违逆龙心者，哪怕早已逝去，皇帝老子还是不会放过的，因为他喜欢干戮尸的勾当，尽管这并不妨碍他向臣民宣讲正心诚意，克已复礼。但民众哪怕没有榜布讣告的级别，还是讲究入土为安的，故尔倾其所有为死者尽一点哀悼之忱，请谀墓高手为死者美言几句，以达光前裕后的目的，亦是人情之常，“慎终追远”便成了中国人在农业社会里世俗礼法的教规。所以就连“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送穷”和树性灵文学之旗的袁枚置随园别业也是靠写谀墓文而获得的，我们便不难想象“光前裕后”的愿望浸淫我们世俗生活之一斑。班固于《白虎通·崩薨》里说：“天子崩，讣告诸侯。”由此亦可证明，讣告在早期是有地位和身份的人专用的报丧文书，及至后来演变为叙述死者生卒、履历、祭葬时地，以告亲友的文字。此等文字发展至今天，已变成对死者道德情操的赞美，多是言不及义、大而无当的空话、套话，为死者讳成了惟一的目的。一种文体被其彻底的实用主义占据和消解，那么它的背运和萎缩便已然降临。事实上，讣告已进入为自己作“讣告”、自掘坟墓的时代。诚然，我们在这里所运用的“讣告”只是一个比喻，而德国谚语则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按语言哲学的说法便是，所指与能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可以容纳歧义的缝隙，在喻体和被比喻的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以难以丈量的“黑洞”。所以我认为郑板桥在为传统艺术张贴“讣告”的时候，这种巨大的“黑洞”所带来的危险，人们不是没有预料和准备的。或许这类空前的比喻不当，会带来立论上的错位与麻烦，但这个冒险的比喻会带给我燃烧的美感和颠覆的快乐。何况郑板桥正是在对传统艺术的双重倾向上——亲和与疏离——来实现我们所规定“讣告”的特殊意义的呢?一方面，他对传统的理想精神的沦丧深感痛心，因而对传统艺术里所表现的独立人格和悲悯情怀大加赞赏；另一方面他又痛感传统艺术中的陈规陋矩对人心灵的束缚，妨碍了作为一个艺本家更加个性化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故尔他对传统艺术既哀悼伤逝，又大胆地张贴其“讣告”、宣布其已死的矛盾之情，正是解读郑板桥的艺术创造为何如此怪异的关键。1 把郑板桥孤悬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人文背景之外，仅仅对他作艺术文本的分析，无疑是个先锋的举措和姿态，但放在郑板桥的身上却并不那么一劳永逸。因为板桥所处的时代实在是不允许他背离环境对他的特殊照顾，这不仅与清朝武力入主中原、屠戮民众，因而江南的知识分子颇有反骨有关，而且与惯有的独断专行的政体有涉。我们都知道，一个言论不自由、思想不独立的时代，要想将他的艺术创造完全只做艺术文本的分析，不仅无助于认清一个人活动的历史真相和艺术面貌，而且只会得出一个盲人摸象的可笑结果。板桥诞生的时候，清朝的武力征伐业已结束。虽然，或许再健忘的江南人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也不会无动于衷，但作为斗筲小民，即便心所有恨，端的也是无可如何，何况活命奔走之劳就足够让他们对付的了。因此在政治高压和思想钳制的双重作用下，知识分子由清初的实证主义、抨击君权，蜕变为烦琐的考据，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远离现实生活的“洞穴人”；而普通民众则由于现实生活无穷无尽的挤压，*终只好信奉毫无理想可言的、甚至暗藏着不少鄙俗味道的实用主义。统治者采取的是诱惑利用和文网高织等软硬兼施的办法，作为知识分子，要么接受统治者的笼络，要么只好等待无孔不入的文字高压的迫害。而从更大的环境范围来看，板桥所生活的“康乾盛世”实则是一幅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众生图，即奴才走狗、市刽、战士、狂生、考据迷、理学家等混迹一堂，正是表面繁荣背后的真实景象。我们从这个白云苍狗的时代，不难体会思想贫乏以及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社会时普遍的失语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