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米歇尔·福柯译者：刘北成France/法国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1-08-01

特色：

一七零七年三月发布的“薄绢法令”对十八世纪的医生开业与医生培养起了限定作用。当时的任务是要打击江湖骗子、庸医以及“无资格、无能力的行医者”；同时亟需整顿多年来“松松垮垮”的医学院。因此，法令规定，今后王国内的大学，凡是设有医学院的或曾经设有医学院的，都须讲授医学；教员职位不得无限期地空缺，一旦有空缺就须填补；学生每四个月注册一次，经过三年的学习方可获得学位；他们必须依次通过每年的考试方能获得业士、学士和博士头衔；他们必须修满解剖学、化学、盖伦药理学和药草演示等必修课程。除此之外，法令第二十六条宣布了如下原则：“凡未获得学士学位者，即使不取报酬，也不得行医或开药方”；该条附有补充说明(这是医学院以接受整顿作为代价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与目标)：“所有宗教人员，无论是托钵僧还是非托钵僧，都属于这一条规定的禁止范围”。到该世纪末，人们的批评意见至少在四个方面比较一致：江湖骗子依然盛行于世；医学院提供的正规教学既不能满足医学实践的需要，也不能跟上新的发现(只讲授理论；根本不考虑数学和物理学)；医学院太多太滥；腐败现象严重(教职变得像其他官职一样可以买到；教师收费才上课；学生花钱就能通过考试，而且可以雇收人低的医生给他们写论文)，因此学医的费用极其昂贵——更糟糕的是，即使有了医生资格，新医生还得跟随一些著名的医生出诊，才能积累实践经验，为此他们还得花钱。这样，大革命就面对着两项要求：一是更严格地限制行医资格，二是更严格地管理大学课程。但是，这二者都与整个改革潮流背道而驰，因为改革的目的是废除行会和师徒体制，关闭大学。 由此，在以下三种要求之间产生了某种紧张关系：一是对知识加以重组，二是废除特权，三是有效地监控国民的健康。医学以及政府借助于医学应该不受限制地监视公民，但是这种自由的目视如何能够既装备精良、充分有效，又不会陷入知识的神秘性和严格的社会特权的魔爪? **个问题：医生能否成为一个没有同业公会法、行医限制、资格限制等等保护的自由职业?国家的医学意识是否与其公民意识或道德意识一样是自发的?医生捍卫他们同业公会权利的理由是，这种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合作的权利。医学团体应该有别于政治团体，因为它无意限制他人的自由，无意把法律和义务强加给公民；它的规定只适用于自身；它的“管辖权只限于自身内部”；但是，它也有别于其他的行业团体，因为它不是为了维护某些权利和模糊的传统，而是为了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