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公木/国别：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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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0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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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乃汉刘向所校定。”刘向《叙录》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类)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由是可知：刘向于《战国策》，只是校除重复，得若干篇，命定书名。后世遂辗转传为“刘向撰”，更谓“实向一家之学”。这是误会。自清儒牟默人及近人罗根泽、朱自清等又考订其书成于秦汉间蒯通之手。但即使蒯通亦不过编纂增补而已，其所根据的都是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策论说词。据《汉志》载，苏秦有书三十一篇，张仪也有书十篇，其他的游说之士，也大都各有著述。这些书当然都是当时整理校定《战国策》的重要资料来源。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更证明了这一点。帛书二十七章中有十章见于《战国策》，八章见于《史记》，除去两书重复，只有十一章著录过，其余十六章都是佚书；同时其中还保存了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只有两章著录过。这说明刘向编辑《战国策》之前，确有许多记录战国游说辞的小册子。所以说，《战国策》虽成书较晚，却不能不视之为先秦的作品。《战国策》三十三篇，包括东周、西周、中山各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其文章，既然实际上大都出于战国时期游说之士之手，则它的风格趋于敷张扬厉，并崇尚巧譬善喻，是很自然的。这不只是他们抵掌揣摩，鼓舌腾说之所需要；而且也由于他们东奔西跑，见多识广，吸取了各地的丰富知识，掌握了各地的生动语言，才更有可能。因此，《战国策》中引用的寓言特别多。作为一种特殊文学形式的寓言，到战国后期已经完全成熟了。所以《战国策》中的寓言，大都生动活泼，文字简炼，含义深刻，饶有风趣，且富于智慧。是应该加以重视的。《战国策》中的寓言，与其他子书中的寓言，如《孟子》、《庄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寓言，有着明显的区别。诸子书中的寓言虽亦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可能与纵横家的思想特点有关。纵横家在当时是一个很少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派。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政治上朝秦暮楚，随机应变，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和原则，更不拘于为一国的君主尽忠，也谈不上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因而其寓言在思想内容上，也就较之其诸子远远缺乏系统性和彼此的内在联系。这些寓言的被引用和编造，则完全是为了加强其游说之词的生动性、趣味性、新奇性，以便巧譬善喻，打动君主。所以这类寓言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和说服力。比如：……P538-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