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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之遗作《中国善本书提要》於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王先生的夫人刘脩业先生又发现了一批《提要》所未收的遗稿，计有史部书提要七百七十余篇，子部书提要十篇。刘先生对遗稿作了整理，编辑成《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并委托我社出版。“补编”的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编稿之中，除对个别明顕错为之处予以改正外，其余内容悉遵原稿。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
片断：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史部一纪传类【通志】残存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五十一册（《四库总目》卷五十）（北图）元刻本［九行二十一字（29·2×19.5）］宋郑樵撰。此本阙卷第十一、十八、九十七、一百三、一百七十一、又一百九十二至二百，凡十四卷。按北京图书馆有是书残部五，互相补配，可得其全。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保证古籍善本书的安全，装箱先运存上海，因佔面积太大，未能全数运出，不克配齐为憾。【明史竊一百五卷】十五册（北图）明崇祯间刻本［九行二十一字（21·4×13·2）］明尹守衡撰。守衡字用平，号冲玄，东莞人。万历十年举人，三上礼部，均不售；时裴应章为礼部侍郎，特拜守衡为新昌令。越二年，左迁赵府審理，遂告归著书。事蹟具详是书《序传》。是书凡一百五卷，原阙三志、一本纪，实仅一百一卷。《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并作一百七卷者，因《总目》误世家八卷为十卷，编者未检原书，因而致误。乾隆时，著在《违礙书目》。张萓序［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汪运光序［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戴＝国土序［崇祯九年（一六三六）］黎遂球序［崇祯七年（一六三四）］李贞序［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名山藏一百六卷】四十册（北图）明崇祯间刻本［十行二十字（21.1×14）］原题：“臣何乔远恭辑。”按此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自卷第四十五以后，亦不记卷数，均作墨钉。《王享记》四卷较北大图书馆藏本少一卷，因未能对校，不知此本有残缺，或是分卷不同。按《王享记》记外国事，为《名山藏》中之重要部分。乔远自称：“余志海外诸夷，兼时事焉。余海上人，习知之也。今我不述，后将何闻！”钱谦益序［崇祯十三年（一六四○）］李建泰序王邵序二编年类【古今纪要】残存十一卷六册（《四库总目》卷五十）（北图）元刻明印本［十行二十字（19·8×13·2）］原题：“慈溪黄震东发。”按是书刻工与元信州路本北史相同，其明初修补刻工亦相同，是两书当为同地同时所刻，后其版又同入南监者。全书十九卷，此本今存卷五至十，又十五至十九。【蜀汉本末】三卷一册（《四库总目》卷五十）（北图）明钞本［十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不等（19×13.1）］元赵居信撰。卷内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书衣有戳记云：“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蜀汉本末》壹部，计书壹本”，《四库存目》即据此本著录。卷内又有：“犀盦藏本”印记，知为钱桂枝从内阁竊出者。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九猶著录是书元刻本，卷末有：“建安詹璟刊”一行，此本亦有之，知从元本出。《四库总目提要》云：“前序一篇，不知谁作”，今已佚矣。自记［延祐元年（一三一四）］黄君复跋［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三纪事本末类【通鑑纪事本末】残存三十五卷三十五册（《四库总目》卷四十九）（北图）宋刻元印本［十三行二十四字（19·7×15）］宋袁枢撰。按《玉海》卷四十七云：“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参政龚茂良言：袁枢编《通鑑纪事》，有补治道，或取以赐东宫，增益见闻。诏嚴州摹印十部，仍先以卿本上之。”此即嚴州本也。至宝祐五年，赵与笃以嚴州本字小，且讹，易为大字，出私钱重刻於湖州。然则湖州本为第二刻，今已印入《四部叢刊》中。卷内有元代补版，且字多糢糊，然相其纸色，猶元代所刷印者。凡存卷第三至二十八、三十、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至四十二。【通鑑纪事本末】残存十八卷十八册（北图）宋刻本［十一行十九字（25·3×19）］宋袁枢撰。此宋湖州刻本，其板明代入南雍。此本墨色颇佳，疑是元代或明初所刷印。《四部叢刊》影印本较糢糊，且多补版，当是入南雍后印本矣。此本已残，存者为：卷二、四、六、七。十一、十三至十八、二十、二十四。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七、三十九及四十一。【通鑑纪事本末】残存七卷七册（北图）明内府朱丝栏钞本［十行二十一字（26·1×15·9）］宋袁枢撰。此本书法工整，标识四聲句读，与古法合，且举事目於眉端，颇便阅览。今存七卷，为：卷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七及三十八。【通鑑纪事本末】残存十二册（北图）明朱丝栏钞本［十行二十字（19·9×12·3）］宋袁枢撰。存三上、六上、九上、十上、十三下、十四上、十七下、十八下、二十七上、四十中、四十一中、下，凡十一残卷。【蜀鑑十卷】四册（《四库总目》卷四十九）（北图）明嘉靖间刻本［八行十六字（21.2×14·2）］宋李文子撰。文子序有“俾资中郭允蹈缉为一编”之语，故《四库总目提要》题为郭允蹈撰。卷内有：“闽中徐惟起藏书印”。李文子序［治平三年（一○六六）］又跋［残］方孝孺序庐山主人序［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海宁倭寇始末一卷】一册（北图）旧钞本［十行二十字］不著撰人姓氏，清吴骞校本。卷末贴附周春来书，又为据《嘉靖实录》补二事。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云：“《海宁倭寇始末》一册，不著作者名氏，先君子校，并有按语”，即此本也。后记：后记当《中国善本书提要》（下简称《提要》）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后，又发现遗漏未收者，因之又编这本《补编》。这是有三（重民）一生辛勤写作的成果。今略述编《补编》的由来如下：有三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鉴定该部所藏一批中国善本书期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我国大好山河时期。暴日在中国种种行为，已证明他们不但有吞併中国领土之野心，而且有奴录中华民族，消灭中国文化之企图。因此，芦溝桥事变之后，我国高校、各大图书馆损失*为惨重。为了使我国珍贵古籍免遭日军的摧残和掠夺，北平（京）图书馆便把所有善本书共装成三百箱，运往上海，寄存於法租界亚尔培路科学社图书馆，后又转移到吕班路震旦博物院。一九四○年六月，由於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暂时失败，危以法租界，有隨时被日人搜查的可能，於是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乃求助当时驻美大使胡适，胡适与袁同礼商量后，乃決定把这些善本书运往美国，寄存在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后由胡适派遣有三潛赴上海了解情況，准备押运这些善本书赴美。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有三冒着生命危险抵达上海，抢运这些善本书。但由於当时我国的海关已在日人监视之下，运书遇到了困难。*后，有三不得不用三週的时间，将三百箱书一一打开，选其*优者，又装成一百箱，所选书共二千七百二十余种。只因当时国民黨政府对祖国文化遗产不够重视，迁延不办将这百箱书运出上海的手续，有三只得於五月底又去美国，想与胡适商量办法。后由袁同礼设法，辗转运到了美国，有三又用了四年时间，把这批二千七百二十余种书一一撰写了提要，并将书制成了缩微膠卷，现这些膠卷均存於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有三为保存祖国珍贵的古籍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三逝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他撰写的这批提要有的已散佚。当时因急於发稿，故先将所找到的提要稿编成《中国善本书提要》，由杨殿珣、傅振伦两位先生校订，寄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一九八三年春我从朗润园十公寓迁到燕东园三十四楼时，又再整理有三遗稿和书籍；幸又发现了遗漏未收的史部提要七百七十余篇，子部近十篇（已详《补编》卷端傅振伦写的《前言》）。这便是《补编》所收提要，大多是史部书。《补编》编成后，承傅振伦、杨殿珣二同志審核原稿，丁瑜、陈绍业二同志在北京图书馆代为查核文稿，并为借阅参考书提供方便，冀淑英同志对地方志书提要的编排顺序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潘惠人同志则制卡片，臧健同志则编索引。今又承书目文献出版社将《补编》另印单行本，则有三所撰提要可早些供读者参考。我现写的《后记》措辞多采用崔文印同志所撰的《王重民传略》（已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八辑，山西晋阳学刊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并承崔文印同志在百忙中審阅并润饰之。对以上单位和同志，在此深致谢意！有三在美国时，曾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鉴定该馆所藏善本书，也撰有一千种书的提要，但稿留在该馆。后由屈万里先生应该馆聘请，将所有善本都撰出题跋，并将有三撰的一千种书的提要校订，撰成《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在一九七四年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故今未收此一千种提要入《补编》。我在一九八三年《提要》中所撰《后记》，将我的姊丈施友忠教授的简历写得有误；他原在浙江大学英语系任教，后到美国，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中国文学哲学。我以前误记为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到美国误写为西雅图大学任教，今特在此改正，并向施友忠教授致歉。刘脩业记於有三逝世十五週年纪念日，时公元一九九○年四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