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中华元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而在中华元典之中，又以《周易》、《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这四部书为*杰出的代表。 不过就这四部经典本身而言，《周易》原为占筮文字的系统归纳与总结，重点是讲预测，探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哲理问题，陈义高深，变化莫测，一般人很难真正读懂它，更遑论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它，故历来有“易无达占，诗无达诂”的说法。至于《道德经》，无疑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政治哲学宏著，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存亡祸福”现象的哲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包含有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重复的朴素辩证法，“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以退为进的策略论以及“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等多重内容。然而，它的本质属性乃是它的思辨方法论，于具体的经国治军问题的论述似乎稍显不足，因此，除少数高明之士外，要领略其书精髓要义也的确有一定的困难。毕竟，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普及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经》的影响多少应该打个折扣。 《论语》与《孙子兵法》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它们更能从本质上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人世旨趣。它们的文化观念牢牢地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沃壤，水银泻地似的渗透于所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们上至经国治军，下迄修身养性的全部活动，没有过于抽象的义理，没有不可捉摸的玄虚宏旨，总是那么的平易亲切，那么的贴近生活，“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从而*大限度地化深邃为浅显，化复杂为平淡，于是有了无所不在的普及，有了悠久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这两部经典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的两根柱石，更能反映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经典，主要记载儒学创造人孔子的言语行事，同时也载录了孔子若干弟子的言语行事，这一点，班固《汉书·艺文志》已有揭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全书共二十篇，约一万余字，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大体而言，它包含有四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以“仁”为本的政治伦理学说，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德治”与“王道”。第二，以“克己复礼”为特点的礼治原则，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差等、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第三，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思想。第四，以追求“天下大同”为*高宗旨的社会理想。其中，“仁”、“礼”学说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政治思想的主干，“中庸”思想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整个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大同”学说则是孔子远大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论语》千言万语，说到底都是紧紧围绕着这四个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铺陈的。 《孙子兵法》是兵圣孙武军事理论建树的结晶，素有“百世谈兵之祖”的美誉。在战争观上，它提出了“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强调“安国全军”，仁诡统一。在战略上，它提倡进攻速胜，“上兵伐谋”，汲汲于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理想境界。在作战指导上，它肯定“兵者诡道”，主张争取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因敌制胜”，“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并用，从而在战争活动中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在治军上，它强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信赏明罚，严格训练，拔擢贤能，爱兵善俘。所有这一切，均为古代社会的军队建设与战争实践提供了*迫切*必要的理论指导，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坚实基础。明代人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称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孙子兵法》的地位与影响，与《论语》一样，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孙子兵法》也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