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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起，“重写文学史”观念深入人心，学术界为此作出种种尝试：包括对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重新解读；编写通俗文学史；对台、港、澳文学史的研究以及与文学生产相关领域如出版业、印刷业的论说等等，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空间。但是，能够涵括以上内容的综合性文学史论却尚在人们的期待中。
从本世纪80年代中，一些文学史家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后，对百年中国内地文学发展的分期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了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和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直到8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因素，90年代这种因素迅速增强，但仍未超出现代主义思潮的范畴。据此，他们把上世纪末至本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内地文学作为近代文学，而把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内地文学勉强算之为现代文学。即1900－1979年为近代文学；1980－1999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的文学，近代性、现代性的成分很复杂。1900－1917年时期，以近代性为主；1917年至今，以现代性为主。这是把百年中国文学划为两大块，但前一块时间很短，后一块时间很长。又一种意见认为，1900－1917年为近代文学；1917－1976年为现代文学；1977年至今为当代文学。据说，当代文学不宜入史。我们认为，对于百年中国内地文学发展的分期，文学史家只能按照文学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给予科学的划分。也就是说，百年中国内地文学发展的分期应当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必须考虑如下因素或原则： 一、社会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大贡献，就是他们创建了唯物史观，这不仅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提供了迄今为止*正确、*有效的武器，也为文学史家解决百年中国内地文学发展的分期问题提供了*好指南。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迟或早也会发生变化；人们不应当从意识形态自身寻找其变化的根源，而应当从社会存在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寻找意识形态变化的原因（自然，意识形态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但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各种中介，仍然受制于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如果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产生于该社会的文学也就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而和此前社会里的文学不一样，于是也就必然会产生文学发展的分期问题。例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同性质的社会，与此相适应，各该社会的文学（在原始社会里是口头文学）也就不一样。离开了唯物史观，不顾社会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随心所欲地确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将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