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教会组织的活动离不开宗教场所——教堂。在基督教世界里，“教堂”一词*初来自希腊语，意为“上帝之屋”(俄文为“*”或“xpaM”)。在《圣经·新约》中，该词指“教徒们为了共同的信仰而聚集的地方”。可见，教堂是基督教徒与上帝交流的媒介，是圣地。随着基督教的引入，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在罗斯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罗斯教堂建筑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教会的什一税、王公贵族的捐赠和资助以及教区信徒的筹措等。在功能上，罗斯教堂分为由主教主持祈祷仪式的城市大型教堂、由教区神甫主持仪式的教区教堂、墓地教堂和专供王公贵族及其家属举行宗教圣事的家庭教堂。另外，城市及修道院中的主教堂被称为“大教堂(俄文为cooop)”，这里往往举行重大的宗教庆典活动、召开规模盛大的宗教会议甚至供王公接待外国使节之用。如，15世纪建成的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后来成为历代沙皇加冕的专门场所。罗斯的教堂多建于高地上，地基呈长方形，教堂内顶呈穹隆形，教堂顶部的内壁上画有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图案。教堂的内墙壁上装饰着色彩绚丽的马赛克和各种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壁画。祭坛和圣像壁在教堂的东部，人们从西门进入，面朝圣像壁进行祈祷。教堂的内顶上悬挂着繁多的吊烛群，教堂内摆放着金碧辉煌的贵重器皿。四壁的马赛克和由小块彩色玻璃拼成的圣像画在灯光的折射下发出宝石般的亮光。因此，教堂里的光亮看起来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发自内部。人们站在教堂中央，仰望穹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十分渺小。教堂的主顶为葱头型，圆顶上竖有四端、六端及八端型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联系的纽带。教堂主顶周围的小型葱头型建筑为钟楼，教堂内部分为人口、中央区和祭坛。除了上述带有祭坛的教堂，罗斯还有一种没有祭坛的小教堂(俄文为“*”)。小教堂也是随着罗斯的受洗而从拜占庭移人的。它们规模较小，设计也颇简单，多为独头型，一般建在地下墓穴或存放圣愚灵柩的地下教堂正顶部的地面入口处或修道院的墓地中。教徒们常常到这里来进行祈祷和缅怀亡灵。基辅罗斯**座拜占庭风格的建筑是坐落在基辅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又叫什一教堂，建于公元989～996年)，它是一个独头的葱形圆顶教堂，由希腊工匠建造而成。拜占庭都市风格的代表作是希腊建筑师在契尔尼哥夫城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建于1031～1036年)，它结构严谨，空间布局考究，内表装潢豪华。可惜，这些建筑在蒙古人入侵时被毁。保存至今的罗斯*古老的东正教建筑精品是基辅的索菲亚大教堂(建于1037年)。索菲亚教堂的名字取自拜占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希腊教派的象征物，它的圆顶与罗马万神殿的圆顶大小相同，只是罗马万神殿的圆顶建在圆形围墙上，而拜占庭的索菲亚教堂则是在方形底座上加盖圆顶。罗斯的索菲亚教堂由希腊工匠和罗斯建筑师共同完成，设计以拜占庭风格为主，兼融罗斯建筑的传统情调：该教堂将拜占庭教堂的一头型格局改变成错落有致的五头型，四周的墙壁由砖砌成。希腊工匠将砌墙、建筑拱顶的技巧、石结构建筑的工艺和装饰教堂的马赛克制作方法传播给罗斯人。11世纪中叶，精通拜占庭石建筑、圣像画和镶嵌壁画技术的罗斯教堂建筑师脱颖而出，他们逐渐取代希腊工匠，成为教堂的主要设计师。罗斯第二大城市诺夫哥罗德的索菲亚大教堂(1045—1050年建)就是罗斯工匠智慧的结晶。东正教都主教区和主教区的大教堂多是为纪念一些重大的宗教节日和历史事件而建造的。19世纪中叶，东正教会尚属于俄国社会中*保守和*封闭的领域之一。由于世俗官僚在教会内部长期实行独裁统治，东正教会失去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在东正教神职上层中，进入圣主教公会的高层管理人员均是专制制度的忠实卫道士。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圣主教公会的高级神职成员与世俗贵族在对待农奴制的态度上不谋而合。东正教会内部*有权威的黑神品上层人土是莫斯科都主教费拉烈特(德罗兹多夫，1783～1867)。1819年，他进入圣主教公会。在尼古拉一世加冕的同时，他也晋升为莫斯科都主教。作为圣主教公会中黑神品界的主要代表，他任职到1842年。即使在他离任后，大凡涉及到教会内部管理的要事，总监仍要征求他的意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费拉烈特是一位国务活动家、宗教思想家和东正教神学家。他曾担任过莫斯科神学院的院长，主持了全国**个俄文版《圣经》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撰写了《俄国教会史》，还发表过多部神学专著。他以自己的学术业绩奠定了俄国教会史上的费拉烈特时期。在当代俄罗斯颇有影响的俄国流亡史学家伊·科·斯莫里奇认为，费拉烈特的观点是“温和的”，“他对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持谨慎的态度”。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客观，它抹煞了费拉烈特思想的反动性。为了神化俄国的绝对君主制度，费拉烈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学说并将其灌输于民。他反对剥夺贵族的特权，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竭力使农民问题的解决符合政府的逻辑。出于阻挠改革的用心，他假借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的名义对统治阶层施加影响，宣称：“圣徒曾两次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前显灵，说服他不要急于改革”。在废除农奴制宣言颁布的前夕，人民急切地等待着“解放”，民间出现了各种传言。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政府特别提醒各地神甫“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为教会服务人员与农民交往密切，应防止人民“曲解”政府的改革意图。在接到政府的命令后，神甫们立即威胁农民：“上帝要求我们为皇帝服务，谁不虔诚地忠于沙皇，以自己愚蠢的想法去揣度沙皇的意图，就是不怕上帝，他必定受到惩罚”。考虑到宣言的权威性，沙皇任用都主教费拉烈特起草正式文本。费拉烈特在委员会*终方案的基础上补充进去一些对农民来说具有威慑力的言辞，如：“改革是上帝的先验和皇帝意图的体现，是贵族仁爱的功劳。他们自愿放弃农奴制，农民应在主人面前忠实牢记自己的义务”，等等。宣言的公布也是在教会的协助下进行的：总监阿·彼·托尔斯泰选择东正教*大的节日——复活节前的大斋期向各主教区发布改革宣言，主教区再将宣言的内容向基层教区传达。第二节教会改革的主要举措1861年4月，彼·阿·瓦鲁耶夫取代谢·斯·兰斯科伊任内政大臣。瓦鲁耶夫年轻时曾受到米·米·斯佩兰斯基(1772～1839)自由主义思想影响，19世纪50年代初，任库尔兰省长。1858年，被调到彼得堡。不久，做御前大臣。瓦鲁耶夫是农民解放运动的反对者。他支持以国家资产部大臣米·尼·穆拉维约夫(1796—1866)为首的保守派，推翻了兰斯科伊的农奴制激进改革方案并代替了前者的职位。因此，俄罗斯当代史学家称他为“保守派”。但是，瓦鲁耶夫又不完全赞同保守派的观点。他对尼古拉一世政策的阴暗面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认为尼古拉一世的体制“从上面看很辉煌，从下面看却相当腐败”。他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如来自各省的统计数字、警察当局的呈报以及各地贵族代表的叙述等，尤其注意期刊动态，相信“其中的观点是社会上多数人精神的反映”。对于社会上的改革呼声，他的态度是：“浪潮已经白海上掀起，逐渐逼向岸边，无法阻挡，目前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为它准备河床”。在任内政大臣期间，瓦鲁耶夫推行了一系列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配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1863年，公布大学章程，给大学以更多的自治权；1864年，成立地方自治局，扩大各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权限；1865年，颁布出版法，取消书刊检查制度等。瓦鲁耶夫对教会的看法是在西部工作时形成的。库尔兰省传统上为天主教地区，在那里他的思想近乎西方派，对斯拉夫派的观点无法接受。他反对在西部地区实行俄罗斯化政策，主张各教派之间相互宽容。1861年4月4日，瓦鲁耶夫在内务部主持审议《关于东正教与其他信仰的关系》的法规。他提出了改善西部省份非东正教地区的人民处境的诸多构想。皇帝同意将瓦鲁耶夫的设想提交大臣委员会讨论。瓦鲁耶夫认为，强迫异教徒的子女信奉东正教是不合理的，应当尊重其父母的选择。信仰自由是活跃东正教会生活的合理途径，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他要求给黑神品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能够不受世俗干涉，独立管理教会事务。总之，他在宗教政策方面的思想比内陆地区的上层世俗官僚更为激进。这就客观上为教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一白神品的社会定位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直接影响到东正教会的低层——白神·品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大改革”时期，社会各界首先关注的是取消教会的封闭性和改善白神品的物质待遇问题。既然政府推行的是取消农奴制改革，教会又是一个大土地所有者，改革自然免不了要涉及到修道院经济中的农奴制农民问题。还在改革的酝酿过程中，即1859年5月，秘密委员会就讨论并通过了《修道院土地上的农民、修道院及高级黑神品的服务人员解放条例》。规定，自条例颁布之日起，这些农民仍需在原服务地工作3年，不管以前的服务期限有多久。3年以后，他们便成为自由人。关于这些人的地位及出路，条例规定：“获得解放以后，他们将成为国有农民，有权自愿选择其他生活出路，其子女中满20岁者，可以自由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