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追问“东亚社会的协调发展建基于何种公共性”这一基本问题基础上，将东亚两大重要经济体的中国和韩国视为东亚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将中国社会学者较少关注的“韩国社会转型”作为反思中国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参照框架，通过审视两者的发展困境及其超越经验，认为“公共性”与“社会发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皆为共生互促的关系。公共性自身具有的可视性、开放性、整体性、主体性、互动性、平衡性、互动性、生活性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内容、范围、内在要求、方向、动力以及新趋势等方面都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基于此，笔者认为当代东亚社会转型的逻辑应遵循一种从“对抗性公共性”转换为“均衡性公共性”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即强调在“国家—市场—社会”的框架下诸如民族国家、公民团体、政治团体、工会团体、民众、社会阶级等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式的对抗性、矛盾性和对立性关系，而是积极倡导运用正反消融和谐融通的东方智慧，建构一种既保障主体性权益，又保持相互之间的对话理解甚至宽恕的关系，其本身也是一种均衡性公共性的实质所在。均衡性公共性的建构将会成为东亚新发展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也是东亚现代性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