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西方的人类学，其传统素以研究“异文化”为学科标志。中国自古有“天下体系”的理想，并配合以“一点四方”的政治地理学作为其管理形制的依据。故“天下一点”（中心），乃“黄土文明”。近代以降，这一“我者”中心的历史遭致西方世界体系所阻绝，被“他者化”地挤到另一个更大的政治地理学世界格局的“远东”角落。那么，研究“黄土文明”究竟是否在“异文化”范畴？这要取决于“谁”来研究。于是，一个命题被历史性地提到了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逻辑层面：中国的人类学家能否研究自己？无异议的是，汉族研究“少数民族”可以置于“异文化”范畴，而汉人研究汉族社会呢？这一学科逻辑生动地反映在了费孝通与其同门利奇（E.Leach)的论辩中，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以及其十六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算是对这一争议的回答。费先生的研究本身即典范。在这一“本土传统”的脉络中，在费先生“文化自觉”的号召和乔先生“自觉发展”的推动下，有了本项目的研究。本项目另有一个意义，这就是人类学对“黄土文明”的古老文明，以山西介休这一代表“中原”文明形态以及文化遗产所进行的尝试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