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张东荪是一位有建树的哲学家, 他引进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提出别具特色的建议。尤其他关于民族宗教的表述启迪人思。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他的思想成果对广大学者有很大的影响。 张东荪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关心哲学，认为哲学是理论知识的代表，应该与实际的生活有所联系。张东荪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并知晓中国的文化国情，要为扩充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建立中国人的信仰殿堂做自己的努力。他选择了哲学，认为建立一个新哲学体系是达到以上目标的唯一路径。他引入西方哲学，又对中国的传统割舍不断。他主张道统观，认为在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的道统，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统，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道统。中国的道统主要是儒学与理学（儒学的发展形态），西方的道统是耶学（基督教）与民主。在他看来，假如中国的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中国文化将会绝处逢生。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
(一) 哲学思想转变的契机 导致30年代中期张东荪哲学思想上进行第三次转变的原因比较复杂，大致来说，是由如下几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从张东荪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考察。通过对认识问题的十多年研究，他渐渐发现了已往西方认识论的局限性，发现了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并不是抽象纯粹的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上的社会的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而是作为类和群的人。以往西方哲学家们的认识论，主要讨论个体的抽象的人的认知过程、认知性质及获得知识的情况，而实际上现实的问题却是：作为社会的群体的人，外界的环境对人类认知的影响，远远大于认知过程中其它认识要素的影响。而以往的哲学家却恰恰忽视了外界认知环境因素对认识的巨大影响，只是局限于认知范围内的诸因素的影响。这种研究显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难以全面说明人类认识的许多现象，特别难以说明人类认识受制限的真正原因。这种局限，不仅仅是西方哲学家们的局限，也同时是张东荪“多元认识论”的局限。可贵的是，张东荪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力图有所补救。这种自觉的补救意识，无疑促发了他将认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社会文化对知识的影响上。 对于自己对以往认识论局限的怀疑和自觉意识的萌生，张东荪在《知识与文化》中作了集中阐发。他说：“以往的学者论到知识只见到个体的有机体界的存在为止，而没有看到在此以上另有一个界亦是存在的。”所谓“另有一个界”，就是指超有机界的社会文化界。正是看到了社会文化界对人的知识形成的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张东荪才会突破以往知识论的狭隘性，努力讨论个体之知积淀为社会之知、社会之知制约个体之知的问题。 同时，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多年潜心研究，张东荪越来越觉得西方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并不是中国人心中所思考的问题，东方与西方哲学家在思想的路子上有差别。而这种差别表明，西方哲学上的问题并不是人类的共同问题，只是西方人心中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差别本身，人们并没有给以理论的说明。这种现象，促发了张东荪对中西哲学及思想的比较和研究，促发了他对康德以来的近代知识论进行修正的念头。对此，张东荪自己曾解释说：“原来我这个意见曾蓄在心中有好多年，*初使我得着一些暗示乃是由于我发见西洋哲学上的问题大半不是中国人脑中所有的问题。我因此乃觉得西方与东方在心理上，换言之，即在思想的路子上，确有不同。根据这一点，又使我不得不承认西方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