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译者：郗润昌等/国别：France/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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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01-05-01

特色：

实主义者们重新确认了决策论者的学说及承认由这种理论所导致的前景。这一前景指的是国务活动家作为国家唯一的全权代表，可独自行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之初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这种在**代现实主义者中间极其广泛流行的观念想必是极易为人理解的。我们只要通过50年代末这两条反映现实主义意愿的引语，便足以看清这一点。**条是路易斯·哈利谈政治家的引语：“作为代理人——仅限于官员内——是没有只按照自己主观意识去：处理国家问题的自由的。”第二条是肯尼思·汤普森的更加简明的引语：“政治家应当沿着负责任的官员(指在决策中把他讲的人民安全置于首位的官员)的幽静的小径前进。”这些例子证明，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良好民主传统中，现实主义者们清楚地把国务活动家的代表性塞进了施密特式的例外状况的权限中。然而，按照某些鼓吹者竭尽全力鼓吹的那种范式，国务活动家体现的只能是国家的不可分割的意志。 激进的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不可能坚持它对认识论的承诺，因为它提出的所有命题总是从*小即立足于基本形式的：个人i在某种形势j之下完成了一个行动k。这一极其简单的范例所体现的极端意图只能由放弃社会学中一切形式的本位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鼓动等意愿加以解释。卡尔·波佩尔的极端自由主义纲领的前提是，对极为理性的角色的挑选，只考虑他们的个人利益。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与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相连的。相反，一个“封闭”的社会则是与个人的意志听命于集体的约束相一致的。但是，如果奴役和集权是封闭社会面临的境况的话，那么，无组织状态和“害怕自由”则可能正是各种开放社会的前途。 基本的政治问题似乎正是个人、国家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民主，不论其直接的形式是代表的还是参与的，均为个人组成的以可大可小的整体为前提的政治关系的原形。而正是从这里出发，产生了城邦或国家的政府。通过民主，尽管选举单位存在变化，但正是个人一公民一选民成为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 西方的国家是一种神奇而难以想象的发明。正是这一发 明保证私有企业的自治和确保平民社会通过自发调节而生产 所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