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农村教育问题，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解决，只有通过渐进式的改革，逐步完善与发展才能终见成效，任何企图“毕一功于一役”的做法都是极其危险的。
片断：扫除文盲：文字型文盲？功能性文盲？ 扫盲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在不远的将来，全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更是全党全国人民奋发进取的宏伟目标。回顾50余年的扫盲教育史，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扫盲教育感到哀叹，旧文盲未除，新文盲又增，年年扫盲年年忙，扫来扫去，中国的文盲总数仍在世界上占很大的比重。于是反思我们的扫盲工作，必须另寻出路。 扫盲不仅是识字问题，更主要的是扫除功能性文盲 如何使识字变得更为容易？这是从上个世纪末起中国关心普及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思路。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朱经农、陈鹤琴等人编定“平民千字课”时，就一点点地计算和压缩一个文盲“脱盲”所用的时间，用力的方向是简省汉字，尽可能选择（对平民）有用的，汰掉无用的。而拉丁化新文字的产生，则使大众教育如获利器。《平民千字课》“每天一点钟教，总共九十六天或十六个星期就教得了的”，但仍嫌时间太长，另编《老少通千字课》，也要四个月才能学毕。而新文字呢——当年的《新文字歌》唱道：“新文字，真系好！晤论你几大，唔论你几老，两个月，包你学得到。”陶行知在1936年说：“现在的新文字运动是主张拿易写易认的新文字教大众，不主张拿难写难认的汉字教大众。从速废止汉字是对大众教育而说的。”由于把新文字当做扫盲和普及教育的重要武器，因此对汉字拼音化的迫切也就很自然了。干脆绕过汉字之难，以拼音文字直接作为人民大众口语的声音记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是这个路子，后来20世纪60年代初广大农村中“先读书，后识字，忘其字，写其音”的“注音识字运动”也是这个路子。到20世纪90年代又开展安子介千字文扫盲试验，仍然是这个路子。这个路子本身不错，错的是仍然解决不了文字生活与农民实际生活的脱节问题，因为在偏僻的乡土生活中，识字多少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干系的，村民们佩服的是“受得下苦”、有本事过生活的人，至于是否会使用官方话语和科学语言、认识多少文字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农村生产生活经验主要在实践中积累，在不识字的情况下也可以娴熟地运用经验来从事生产活动。生产经验与文化水平之间的这种松散关系，导致了长期依赖生产经验的农民本身对文化需求不甚紧迫，同时也就抑制了他们掌握生产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对扫盲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但成效却与人们的期望、与国家在此问题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相距甚远。可见如果文字不是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当它有可能成为精神负担，甚至累赘的时候，文字扫盲工作的效果可想而知。 而且，现代社会的文盲已不再是传统的概念了，它强调的是功能性文盲，包括文字盲、通讯盲（即不会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和计算机盲。譬如自动取款机的普及对文盲的制约使得人们不得不接受新的知识，路标的设立对文盲来说做司机几乎不可能。即使是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处在信息时代，他所拥有的知识的陈旧率和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面对日新月异、飞速变迁的社会，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何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现代化社会对人的素质的*低要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现代的人们必须接受*低限度的教育并保持终身接受教育。而且，随着物质生产的变化，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会越来越高，教育不再被看成仅仅是训练人们掌握谋生技能的手段，而被看成追求精神文明和享受的途径，甚至成为目的本身。于是扫除功能性文盲才是我们扫盲工作的重点。 国家在扫盲中的作用 谁也不会否认国家在扫盲工作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即致力于扫盲，如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中即明确提出15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号召，到1995年中华扫盲奖励基金会建立，无不反映着国家对扫盲工作的倡导和努力。全国人口文盲率由解放前的80％以上降为10％左右，其中更有扫盲教育的功劳。我们想追问的是，国家取得如此巨大扫盲成就的同时，给农民自身带来了什么利益？ 杜威说：人家没有买，不能说卖掉；人家没有学，不能说教了；教的人尽管说得天花乱坠，要是学的人听而不闻，教的效果便等于零。反观我们的扫盲教育，扫盲后的复盲现象极为普遍。原因很多，比如农村生活本身用到文字的地方很少，长时间不用自然遗忘；扫盲本身就有速成成分在内，速成的东西记得快，忘得也快；扫盲只扫文字盲，其他内容不在扫盲之列，农民用着的没学、学到的没用，自然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东西遗忘得快；扫盲教师水平有限，教错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使得学员对扫盲持怀疑态度；扫盲成就中的弄虚作假，如安徽省1998年暴露出的扫盲作假案引人注目。我们认为，学生的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纸证书，而是为了生产技能；是否有扫盲证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能读外地打工亲人的信，能看懂农药的使用说明书。发展扫盲教育，要先改善农民的经济条件，孔子“先富后教”，管子“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些先哲的昭示对我们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此外，我们注意到，国家对扫盲工作规定得不可谓不细，工作不可谓不力，但农民依然故我，旧文盲未去，新文盲又生。这主要是因为扫盲没有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而欲把扫盲变为农民自觉的行动，必须帮助他们克服松懈懒惰、因循守旧、畏难怕苦和小富即满、小康即安、不思进取的小农思想，必须把扫盲内容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学文化与学技术紧密结合。仅仅要求教育者下乡是不够的，只有在扫盲切实成为农民自身的需要、农民也确实看到扫盲能带来切实利益的时候，扫盲工作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都看到过冬天无聊的农民蹲在墙根晒太阳，也知道他们是浪费时间，并为之惋惜，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他们能用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学习某项技术必然更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但如果大棚蔬菜仍然是赔多赚少，如果城市对流入的农民工依然紧闭大门，如果农业结构调整照旧说得多、做得少，如果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天挣不到一盒烟钱，尽管有电视节目里繁华盛世、万千世界挑逗着人们的贪欲，但外部的世界仍然是与农民生活无关的、隔膜的，那么农民的生产生活必将仍然看着天气的“脸色”，无所作为或许是他们正常的选择。此种状态下，扫盲工作的难度不用实测，便可推知。后记： 中国的命运总与中国农村的进步和发展紧密相连。人们忘不了，20年前改革开放的启动是从农村的“大包干”开始的，产业运作的市场机制也是由乡镇企业率先开始的，就连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农村的村民自治也走在了城市的前头，中国农村正以崭新的姿态迈向新世纪。这种情况，使历来所谓“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农村”的命题在新的形势下变得复杂起来。但农村教育却不如经济改革那样“潇洒”，变动不居的农村社会使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并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理解和重视。然而，农村教育的发展因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教育的发展事实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存在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恰恰是要研究农村教育的缘由。研究中国当代农村教育不是为了否定什么，也不是为单纯地赞誉某人某事，而是想通过整体的把握，总结出农村教育发展改革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农村教育应为农村服务就是一个长久争论不清的问题。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李岚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农村教育不应以升学为目的，而应以培养农村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这种提法使人们不禁想起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教育家号召农村教育不应跟随城里跑，而应培养适应农村建设的实用人才，也不禁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追求，两条腿走路、农业学校应办在农村、“社来社去”等众多提法。可以肯定，虽经历史巨变沧桑，但农村教育应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培养人才的主旨不变。为什么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仍旧比较缓慢，也没有像农村经济这样得到全民重视呢？本文就是通过对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试图对此作出解答。但我也深知，农村教育改革是个过大过于深重的问题，本人能力有限，不一定能回答得了这些问题。但总要有人**个“吃螃蟹”，本人不惜冒班门弄斧之险，殚精竭虑，尽力而为，虽不成体统，却是自己苦熬静坐，独对红烛的结果，自认为还是有所收获的。 文章写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并不感到轻松，起因是一份报道。重庆市某位母亲看到某山村11岁女孩辍学独自撑起一个家的报道，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带女儿到了山村，一方面是给予山区女孩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女儿体会生活的艰难，接受一定的教育。没想到她的女儿却说：“无非就是那些千篇一律的穷孩子的故事。说实话，长大以后，读书看报，类似这祥的故事太多了，我都麻木了。……我已经有了现在这种（水平的）生活了，以后我要通过学习，通过工作达到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不可能去学习那种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生活。”在这位女生看来，穷人受穷天经地义，没必要向他们学习。再联系我曾经读到的外国记者发在《纽约时报》上，由中国人转译过来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文章：“从全中国来看，能够进中学的孩子只有13。1992年，初中的辍学率上升了6。对每个在上海*好的中学上学的学生，国家每年补贴200美元，而很多农村学校却什么也得不到。中国一方面在*好的学校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一方面在农村造就另一代半文盲。这难道是公平的吗？上海这些*好的中学的学生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点扭捏，但仍是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假如同样一笔钱给了地方，可能会让更多的学生受益’，18岁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ShirleyQ.C.Zhao如是说，‘但是，他们的设备条件和教师都不行，因此，花大力气教他们没什么大用，还不如培养训练我们。’”两者何其相似。透过这些受到极好教育的中学生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城市与农村教育的差距，看到的是中国教育面临更沉重的未来。这使我不仅陷入深深的思索，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教育发展史，党和政府似乎从来没有忽视过农村，也没有忽视过农村教育，但就中国农村整体而言无疑依然是贫困的，农村的教育依然是落后的。这些都是由谁造成的呢？农民的子女天生就该受穷吗？公平、正义、同情心何在？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过浙南、苏南地区农村教育走向现代化的灿烂前景；也看到过甘肃、贵州等贫困地区的学校为了节约，规定教师每周只用三支粉笔而且必须先用粗头的事例。我看到过有的农民家长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把子女送入“贵族学校”或不惜重金买了上海、北京的商品房以便安排子女的户口；也看到过贫困地区大批儿童因为交不起几十元，甚至是十几元的学费而失学。看到过历史上农民曾踊跃地参加扫盲，政府曾以此作为吸引民众的手段；也看到过现在扫盲之艰难，甚至到了为完成扫盲任务，要给来听课的人贴钱的地步。世界在变，农村教育也在变，不变的是什么？ 本文的完成得益于多位老师和朋友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拙著的完成是无法想像的。 首先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金林祥教授，是他的宽大胸怀容纳了我的无知和任性，他的谆谆教诲激发了我进取的信心与勇气，生活上的关心更使我铭刻难忘；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陈信泰教授，他的鼓励与鞭策把我引入学术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