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 (美)W.爱德华·戴明(Deming, W. E.） |
| 丛书名 |
| 出版社 |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 ISBN |
| 9787111453550 |
| 简要 |
| 简介 |
| 内容简介书籍经济管理学书籍 《戴明的新经济观》是“质量管理之父”戴明的最后一本著作，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品质、管理、经济等课题的思考结晶，呈现多项发人深省的观点。 戴明以他长期从事企业辅导与人员训练的丰富经验，提倡以合作代替竞争，废止绩效考核与奖金制度。这些与传统经济、管理理论背道而驰的看法，在企业界获得广泛的反响，遵循他的原则而转型成功的案例也不胜枚举。 本书对现代管理制度的诸多缺失痛下针砭，从而提出“渊博知识系统”作为彻底改弦更张的理论根据，可以说是戴明管理思想的精髓。书中对这一体系加以阐述，并辅以企业、教育与政府方面的应用实例，使读者获得深刻的启发，能以全新的视野来分析并解决组织与企业所面临的各项课题。 |
| 目录 |
|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译者序 第2版说明 作者简介 前言 第1章 现况省思 1 第2章 损失重大 17 第3章 系统导论 36 第4章 渊博知识系统 67 第5章 领导力 85 第6章 人的管理 90 第7章 红珠实验 114 第8章 休哈特与控制图 127 第9章 漏斗实验 139 第10章 一些变异的教训 151 附录A 物品与服务的持续采购 163 译者序 英国经营者协会的月刊《今日管理》（Management Today），曾赞誉质量运动之父戴明博士为20世纪十大管理学思想家。他是一位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智者、“质量为新经济纪元基础”的启蒙者。他一生树立了忠于专业（统计）、努力不懈、不计个人得失的典范。对他而言，研究、著书立说、教学、组织指导等繁忙的工作，就是生活。他的经典著作《转危为安》和《戴明的新经济观》能出版中译修正本，真令人感到欢喜。这两本书是戴明博士数十年心血之结晶，它们也是20世纪80年代起质量运动的史诗和见证。《转危为安》行文紧凑，文意密度颇高。《戴明的新经济观》则已出神入化，看似平常，其实颇多深意。这两本书都是经典之作，值得读者努力钻研。 《转危为安》1982年初版，当时书名为《质量、生产力与竞争地位》（Quality，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 Position），1986年出版的是第2版，书名为《转危为安》（Out of the Crisis，书名取自50年代作者谈日本要如何走出低质量恶名的危机）。著作易名，一方面充分反映作者的心路历程，而我们也可因此了解本书的重点所在。《戴明的新经济观》（The New Economics：For Industry，Government，Education）初版于1992年，1993年作者过世前即完成第2版稿本，于1994年出版。它基本上是1986年后，持续在世界各地举办著名的四日研讨会的教学相长的成绩。戴明博士很重视参与学员和实习讲师的互动，他把他们的回馈记录在书中，包括贡献者的大名，有时还标注时间和地点。 这两本译作，可说是我们团队的成绩。文豪歌德曾说：“人的灵魂，就像被耕耘的田地。从异国取来种子，花时间来选择、播种的园艺家，岂是容易的？”主译者钟汉清先生在此谢谢诸位合译的团队队友： 《转危为安》的贡献者：刘振老师、林有望、郑志庚、蔡士魁、张华、甘永贵、邓嘉玲、施纯菁，徐历昌、潘震泽老师指出原作的某段引文有错。 《戴明的新经济观》的贡献者：戴久永（初版的译者）、李明、邓嘉玲、吴程远。 修正版特别在多处地方请教两位戴明学者：威廉·谢尔肯巴赫（William W. Scherkenbach）先生和迈克尔·特威特（Michael Tveite）博士。他俩的贡献，在书中相关的地方都会有标注。 此次翻译时，参考过的部分书籍有：《圣经》 （思高本）、台湾的《学术名词》网站、《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戴明博士的著作，不只是他毕生学识的结晶，更有全世界精英与他对话的记录，是一首雄壮的交响曲，也是经营管理学著作的里程碑。作者音乐素养高，行文可比美他所作的圣乐。读者研习这两本“爱智之学”时，就像演奏他的乐曲一般，要牢记他的思想是整体的，其中的要义，可以做无穷多的整合和发挥，不过应该先求追随本原，再求“再创造”。这两本书多用前后各章相互指涉的方式（譬如说，这两本书有几张图是相同的，不过，我们在相关处提醒读者，请比较作者在说明上的修正处），各以或深或浅的方式，说明某些关键词，这是因为作者认为“用一句话或一整章，都不足以完全掌握某一要点的精髓。要了解他的理念，必须反复研读、思考和实践”。 戴明博士主编，沃尔特A.休哈特（Walter A. Shewhart）博士著的《品质管制观点下的统计方法》（1939），编者序中就作了如下说明：“一本书的价值，并不只是各章价值之总和而已，而是要把每一章甚至每一段落，都与其他部分整合起来看，才能彰显出意义来。‘品质管制’这一主题，无法用任何单一理念来完全表达，所以第1章必须在读完全书、融会贯通后才能解释清楚。”兹以《转危为安》举例说明：读者在读懂了整本书后，对此会有更深入的体会。因为“可操作定义”是他认为人类从事有意义沟通的根本原则，也是第9章的主题。在读完第11章后，又会对“可操作定义”学说更了然于心。 译者有幸与某些戴明博士肯定的“导师”切磋，对于作者的“渊博知识系统”（Deming’s Profound Knowledge System，也可译为“成渊之学”或“深远知识”）之智能，稍有认识，所以愿借本文来协助读者作一次简单的导游，希望读者能入宝山（这两本书为现代许多新管理学理念的百科全书）而有所得。正如管理哲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在其《非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所说的，《转危为安》是所有主管都该读的重要作品。汉迪更学习戴明式的思考法说：人类在思想上追求“真理”，而组织、企业的“真理”是什么呢？“质量”是也！ 要了解戴明博士的“质量观”，最起码要了解《转危为安》的“生产为一个系统”（第1章的图1-1“把整个生产过程视为一个系统”，《戴明的新经济观》的图3-1：把生产视为一个系统）。质量改善包含了整个生产线，从进料到交货给顾客，与为未来产品与服务的再设计。本图第1次使用是在1950年8月于日本。如应用的是服务型组织，那么来源A、B、C等，可能是数据来源，或从前站进来的工作，例如账单（在百货公司中）、账单计算、存款、提款、存货的进出、誊写、送货单等。 第6章图：“质量金三角”，即产品或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产、销、使用者、各为一体的最佳化（及第7章）；就社会的质量之运作，以及第10章谈论标准与法规孰优孰劣的各方合作，才是人类社会福祉的根本之道；就人生及社会而言，第17章的“看看生活点滴”也要引起注意。 《戴明的新经济观》第1章提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基本的问题都在于质量。什么叫质量呢？如果某项产品或服务足以帮助某些人，并且拥有一个巿场——既好而又可长可久，它就是有质量的。贸易端赖质量。“质量源自何处？”答案是，高阶管理者。公司产品的质量，不可能高于高阶管理者所设定的质量水平。换句话说，他的质量观，是心怀“个人、组织、社会、天下”之大志的。而且，质量观还是动机成长的，所以质量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作者深信，经由全系统的人合作、创造产业界的新境界及更繁荣的社会，远比表面的“竞争优势”切实得多。更重要的是，质量与生产力相辅相成，是一体的两面。可是，在这个新经济纪元中的人们，要懂得欣赏“渊博知识”，才能认识“质量”的价值，而这也是所有培训、教育的根本课题。他更认为，先谈质量，才会有真正而持久的生产力，这也是《转危为安》第1章的主旨。竞争力大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97年来台演讲，一再澄清国家竞争力就是生产力，相形之下，戴明博士的看法更深入有理。他认为“成本”只是结果，所以谈的是“便宜好用的测试”（最低平均进料成本，《转危为安》第15章）等议题。戴明博士认为，系统的主体是人，而“人”不只是组织的资产而已，更是宝贝。 《转危为安》与《戴明的新经济观》这两本书中有诸多奥妙无穷的整合式观点。从管理学发展史的角度看，20世纪60年代有人提出管理学要重视系统、知识、心理学。戴明博士的独创在于，他进而以变异（统计学的主题）贯通之，成为最有特色的管理学、经济学。请注意两本书中通篇都强调融合下述4门学问的渊博知识系统（《戴明的新经济观》第4章专章介绍）。我在2011年的专著中介绍了戴明博士归纳出它的创造过程。 （1）系统观：组织系统的目的最重要，所有的决策都应该以它为依据，这牵涉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所以请参考《戴明的新经济观》第5～6章：领导力（领导者的14项修炼等）、人的管理；了解行动决策的动力学：红珠实验和漏斗实验。系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构成的次系统或元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判定系统是稳定的，或是不稳定的，这一判定准则很重要，因为我们对稳定系统或不稳定系统，都要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和改善策略。他1950年在日本提出使生产成为系统的看法。只有生产系统是稳定的，才可谈近日风行的精益系统（lean system）或丰田生产系统。由于系统组成间的相依性很大，所以成员必须合作（而不是彼此竞争，或一意追求自己单位的好处而不顾及整体，所谓的局部最佳化），才能共赢、达到全系统的最佳化，完成系统一致而恒久的目的（进一步请参考《戴明的新经济观》第3章）。 （2）变异观：变异现象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要本着质量管制的原理，即休哈特的“大量生产之经济性控制原理”，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获得真知识，并运用可操作定义方式来沟通。区别出成果背后的肇因系统中，哪些是系统本身的杂音（戴明博士所说的“一般原因”），哪些可能是因为控制状态的“关键少数”原因（可以设法找出的“特殊原因”），从而从系统的状态（戴明博士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凡不在稳定统计管制状态下的，就不能称为“系统”）出发分别采取适当的、不同的策略来改善、学习。这一番道理，本书第11章讨论稳定系统改善的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时，有极精彩的解说。这也是“渊博知识”的“众妙之门”（进一步请参考《戴明的新经济观》第3章、第8章、第10章）。 （3）持续学习及知识理论：我们无法“全知全能”，所以要求系统的最佳化，必须本着PDSA（Plan，Do，Study，Act），或称PDCA（Plan，Do，Check，Act）循环，即“计划之（确定目的等）”、“执行之”、“研究之”（系统的交互作用等）、“改正之”，不断求知。当然，持续学习、改善时，要依当时的知识，并善用统计实验设计，而最重要的是结合各种相关的专门知识，再以科学方法来追求知识。在现代管理学中，戴明很早就在认识论上下功夫，他认为管理学要成为一门学问，就必须重视认知论，本书为开风气之力作。在认知论上，戴明博士认为，人在所处的世界中，对于很多事情的原因是不知道的，或是永远无法知道的，然而它们却是可以加以管理的（所以对我们的决策等，影响很大）。譬如说，我们可能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多大震幅的地震（或金融风暴），不过我们可以设计更耐震的房屋或更健全的财务控制制度等。 （4）心理学（参考《戴明的新经济观》第4章）：人是为求幸福、乐趣、意义（以其技能、技艺自豪）而自动自发的。人是无法“被激励”的。所有的奖赏，如果出发点是“掌控”别人，终会成为种种“人生的破坏力量”（《戴明的新经济观》图6-1：图上方的力量会破坏人民与国家在创新与应用科学方面的能力。我们必须以管理（使个人能力得到提升）来取代这些力量），个人组织之间要能信赖才能使全系统实现最佳化。 现在，我给读者出道题目，作为读完《转危为安》与《戴明的新经济观》两本书的融会贯通：请找一个行业、公司或组织，以“把生产视为一个系统”为观念，说明它的系统目的以及“渊博知识系统”对该系统的意义，领导者如何发挥它来达成其创新与改善的要求。 . 戴明博士认为，凡是投入组织转型者，基本上要有上述修炼，即要能欣赏上述4大根本妙法所综合出的洞识力。他在这两本书中把这种真知灼见，应用到人生及组织中的各个层面，从而提出许多革命性的批判。即“急功近利”、“只重数字目标式管理”、“形式化的年度考绩”、“没有目的、整体观的质量奖”、“不懂背后理论的观摩或所谓标竿式学习”、“不懂统计状态的仪器校正方式、培训、管理预测”等，都是他所谓的“不经济”、“浪费”。而领导者在这方面的无知，更是两本书所谓的危机源头，所以他极强调“质量要始于公司的董事会”。唯有具备“渊博知识”的组织，才能直正成就组织上的学习，真正转化成功。《转危为安》中第2章中有他最著名的管理十四要点（经营者的义务），从目的的一致性、恒久性，到最后组织全体投入转型，指导浑然一体的“渊博知识”落实。 《转危为安》与《戴明的新经济观》对戴明博士最广为人知的两大经营管理寓言：“红珠实验”与“漏斗实验”都有着墨（这两个游戏，被美国质量学会的质量发展史博物馆选入），是他在“四日研习会”中的戏剧化，或从游戏中学习的乐趣。希望读者参考《戴明的新经济观》的专章加以补充。一般没整套玩过“红珠实验”游戏的人，很难体会它的深层意义。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奇某次参观美国大纺织公司美利肯（Miliken），看到员工们在玩红珠实验，终于让他恍然大悟：原来领导者要为系统（制度）的设计负责（其实，这只是诸多寓意中的一个而已）。以后金瑞奇夫妇上了戴明博士数十小时的“个别指导班”，“渊博知识”也就成了他的《改造美国》（To Renew America）的根本指导原则。基本上，“漏斗实验”的寓意是，因为“无知”而“求好心切”，想干预（此词意为不知系统的状态而有所作为）系统，结果常常适得其反，使变异变大。 戴明博士借红珠实验及漏斗实验，指出人的困境。有时，我们身在系统中，纵使个人成绩有别，但大家实质上都是平等的。这时，系统的改善要由另一层次者（领导加上外来的智慧）负责。又有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全力以赴”，不断依照“差异”的回馈，而以不同的策略，想“一次比一次好”，可惜却也常常因为无知而适得其反。其实，这些寓意也正是两本书的核心思想。 在这两本书中，戴明博士有没有所谓的“终极关怀”呢？我不敢说自己一定懂，但我要用他最关心的3个代表产业来说明一下。他的最大关怀，我想是个人的幸福、组织的成长、社会的繁荣、世界太平，此大体为“戴明奖”（日本科技联盟）中的题词。个人的转化是顿悟式的，不过要依个人才气、性格不断学习，要从投入“读书会、研习会”等，与别人交流、体验来学习。当然，用心读好书是根本的。 戴明博士极重视教育界，他在纽约大学企管研究所任教达50年，就是身体力行的明证。有一次，“学习型组织先生”彼得·圣吉向他请益：“要达成宏远、深入的转化，最基础的是什么呢？”他说：“美国总体的教育改革。”他认为教育内容该包括“渊博知识”。《转危为安》与《戴明的新经济观》都有许多对于教育和教育界的论述以及它们的故事，例如，企业界如何大量培训基本的统计学，包括控制图和改善的种种管理及统计工具；毕业生最难忘的老师是哪些类型的；学校的老化问题和如何注入新的思想及资源；美国长春藤大学联盟等的合作有成。 他的另一个关怀是政府，读者不要忘了，他任职过最有生产力、质量最高的先进服务业：美国人口普查局。《转危为安》对该单位有诸多赞美之词。他认为，假使政府没有“渊博知识”，就不会重视人民（顾客）对公平性（最重要的政府考虑、顾客要求）的需求，从而会有许多浪费、复杂（如《转危为安》第17章）、低生产力及劣质的做法，如《转危为安》中一再批评的“法规上短视，医疗、法务成本昂贵”等。从公共目的而言，不懂戴明博士所谓的“质量”（渊博知识），就是公共施政的危机所在。《戴明的新经济观》花许多力气向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ICC）提供他代表的团体对货运系统的意见。 《转危为安》与《戴明的新经济观》中都对产业的转型说得极多，也极中肯。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两本书是他为“产、官、学”界作屈原式“招魂”的结果。若读者读完两本书后，能产生“微斯人（斯学），吾谁与归”的感慨与决心（如果能，恭喜），那么，戴明博士便又多了一位知音。接下来，还请有心的读者参与他伟大理想的实践，这才是《转危为安》与《戴明的新经济观》的主旨。 最后我要简单谈一下戴明博士与我们的关系。美国戴明学院（WEDI） 记载他在1970～1971年受聘台湾的“生产力中心”当顾问。 他访台数次，在台北和高雄都办过盛大的研讨会，师生都盛装出席。刘振老师翻译他授权的《质管九讲》。他对于到工厂现场指导，深感兴趣，勤作笔记。所以《转危为安》中有他到高雄某自行车工厂的指导记录。1980年，他接受美国《质量》（Quality）月刊访问时，谈及中国台湾，对中国台湾的工业生产能力评价不错。不过，他认为美中不足的是，中国台湾的劳资双方的共识，远低于日本，所以合作发展会有瓶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两本书中谈到各式各样的“冲突”、“矛盾对立”、“压力”（如“恐惧”）等人生破坏力，但都本着创造性整合的方式看待。希望读者了解这些弦外之音。系统要有宗旨，成员彼此成为一体，才能最佳化。 可惜他晚年因业务和教学繁忙，未能造访中国大陆。不过，众所周知，中国已是世界工厂，对于戴明学说的翻译和出版，领先日本等先进国家。我希望中华儿女都有机会学习、应用戴明学说，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