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编：马洪/等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8-09-01

特色：
本书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专著的第二本，作为上一本书的延续，本书系统阐述了1997年度中国政府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背景、内容要点和实施效果。1997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经过几年适度从紧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并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1996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上涨6.1％，涨幅比上年回落了8个多百分点，明显低于计划确定的10％的目标。GDP增长率达到9.7％，实现了调控目标。其次，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得到缓解，延续了几十年的短缺经济出现了向买方市场转变的征兆。第三，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以后，大陆香港两地经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香港的经济动向成为大陆经济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第四，1997年7月起泰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很快蔓延到东南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然后又进一步波及东北亚地区，给亚洲金融市场乃至世界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影响了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种宏观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了双重压力：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缺乏有利的带动因素。在消费方面，由于没有新的热点，*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会有大的变化；在投资方面，总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下降到1996年的29.6％，比“八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低14.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缓；在出口方面，近几年净出口增长虽然对经济增长有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起伏较大。1996年出口增长率仅为1％，是改革以来出口增长*低的年份，因此难以带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又使中国的出口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二是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导致中国金融动荡，但却提高了对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安全有效性的要求。而经过多年的积聚，中国金融领域中潜在的风险已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金融体制改革显得更为紧迫。同时，周边国家货币的大幅贬值大大增加了对人民币的压力，货币政策的调控余地也相应缩小。在这样的背景下，1997年无论是计划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还是外贸外汇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等都呈现出新的特点。由于本书作者大多在政府有关部委工作，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因此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背景、要点和实施情况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我们期望这本书能够具有一定的分析和资料价值，并能为读者提供有益的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编委会1998年5月

片断：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重要性还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经济结构的快速转换。不同国家增长速度的差别，很大程度上要由结构转换的可能性和实际力度来解释。对大量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的研究表明，经济的“起飞”和加速成长，大都是以结构转换为推动力的。所以，经济的高速成长，实在与结构问题无法分开。进一步看，还必须说清楚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结构问题。说资产存量结构不合理，说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都是有针对性和合理性的，但我们更需要一种着眼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所面临的诸多结构问题，作为主线索的就是我们前述的增长转型中的“断档”，简而言之，就是一批增长点下去或快要下去了，新的一批本应起来的增长点起不来。其他的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都应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判断。研究宏观问题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出主意、出政策，以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问题与政策的这种对应性，可以起到一种有意义的验证作用。通过对问题的研究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如果政策付诸实施以后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那么，有理由怀疑对问题的研究是“有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期宏观货币政策的失效，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经济滑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总量问题引起的，为了使政策有效，应当对问题本身作更深人的研究，并提出更有效的政策组合。就政策组合而言，应当是若干种各具针对性，同时相互兼容的政策的有机搭配。其前提是对问题有客观、全面、深入的理解，尤其要防止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发生认识上的严重倾斜。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老虑解决的若干问题在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的新形势下，宏观政策应当适应这些变化做出积极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在总量政策适度调整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针对性强、力度大的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措施，以减缓和逐步解决增长转型中的“断档”问题，使国民经济以较高速度稳定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是硬道理”，改革、调整应当围绕着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来部署和实施。从总体上说，应当争取在几个全局性的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使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发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转变。要坚决贯彻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抓大放小”，解决好“退出”和“集中”两个问题。在放开、放活国有中小企业同时，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总体上走出困境，建立起名符其实的现代公司制度迈出决定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