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艺术的多无世界已然降临，天下小了，京剧也跟着小了。对于梅兰芳，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加强理解。戏园子的锣鼓还要敲下去。京剧有它“能干的”和“爱干的”。千万别赶着鸭子上架。要用科学的态度审视京剧行程——它已经有过“听戏”和看戏“，这不会有人反对；对于近期京剧的不景气，是否说明京剧已然进入新阶段（偏偏我们视而不见）了呢？作者自述：十年三写梅兰芳又过去了五年。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在审视和研究如何面对“世纪末”，我也随之俯仰了好一阵儿，心清这才由煎迫转为沉静。这五年中，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从中国京剧院调出，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这样，我就不再去关注京剧的“现实动作”，而是从容筛选出一些我感兴趣也能够完成的课题去做“学问”。在这五年中，我先后做了以下的几件事：写作了五十一万字的《京剧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力求全面、系统地给予论述。翻回头来再看当初的《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与《梅兰芳百年祭》，确实感到意犹未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是出版界朋友倡议我再写一本《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并将三者“打通”，从而以《梅兰芳》三部曲的形态重新面世。朋友甚至连三本书内在的职能都已“规定明确”——**本回顾过去，第二本打开横截面，第三本瞻望未来。我听了很兴奋，于是在两三年中打了四遍提纲。写作出版了《姥北京》三部曲。其直接后果是让我直接面对京城文化。有了这样的一种际遇，首先觉得京城文化实在是“大”，而京剧文化就明显“小”得多。再者，写《老北京》*初是准备写一本就“收摊儿”的没想到**本出版后颇受欢迎，于是一鼓作气续写下去。从没有“三部曲”的整体构思，到延伸出后两本——这让我对“三部曲”的应有格局煞费苦心。《老北京》三部曲中的“得失寸心知”，肯定会对构思《梅兰芳》三部曲形成裨益。友人馈赠我一本《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定价六元，但用处极大。*初是借以将公元纪年和历史年号纪年“打通”，好让我把京剧中以年号纪年的大事“翻泽”成公元纪年。随后在与作《老北京》三部曲当中，又用之再度“打通”，以求让京剧的事儿和京城的事儿相互关联。我去北京大学讲了一个学期的京剧选修课，*后考试，算两个学分。我*初仅仅准备了十八周的课程，后来深人教学实践，就把单纯的讲解京剧“提炼”出一个《京剧·北大·人》的书名。在做过了以上几件事之后，我觉得可以遵从咱们中国人喜欢“凑整”的习俗，也尝试从三本书相互“打通”的意义上，去写这*后的一本书了。这本书共十七章，前三章是站在新千年的基点上去展开“世纪情思”。随后九章名为“命题论证”，重点谈九件我以为重要的事情。*后五章“品戏漫说”，是把1995年写过的“品戏说”重新“叙述”一遍。如果说当年我画过一条龙，这次则力求给它“点睛”。归纳一下自序“十年三写梅兰芳”的基本立意——当初根本没有“三部曲”的计划，更没有想到要在十年之间，三次去写伟大卓绝的梅兰芳。实在是因为从1990年开始的这十年，咱们国家和整个梨园都处在伟大而又艰难的变革之中，我作为梨园一员也同样如是，因此才产生了写作“三部曲”之动机。因之，我才努力这样去做。能够成为巨大安慰和动力的，是一名文化研究者，有幸能在十年之间，结合社会变迁去俯瞰自身领域中的艺术大师。这无疑是种幸运，算我“赶上了”；同时更是种考试，让我“摊上了”。我虔诚地等待着*后的“得分”，实不敢企盼“优秀”，能“及格”我就很满足了。作者1999年12月26日
片断：如果……·如果孟小冬没离开梅孟小冬是中国近代京剧史上“坤生”（女老生）的杰出典范，是百年不遇的一个人才。她和梅的结合，同时给两个人的艺术与人性都增加了一笔“亮色”。孟之离开梅，是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的，如果梅不去美国，她或许就不会遇到尴尬。当然，遇到尴尬的反倒是梅了。但在那个时代，相信梅自有化解尴尬的办法。比较大的麻烦，倒是解放初期实行《婚姻法》。这种麻烦，也曾出现在其他一些男旦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其他男旦都采取了“仅留其一”的办法。但梅毕竟不是一般人，孟更不比某些上层民主人士身边的妾。他俩继续保持这种关系，至少会给梅带来干扰，干扰会因后来不断的政治运动而加剧。如果梅、孟在解放之初就毅然分手，也会在梨园内外引起许多未必重要、却在艺术上极有价值的话题。这种话题延续的时间一长，也会对建国初期所需要的安定局面产生影响。试想：如果那时梅、孟索性丢开这问题“自已不管”，而让政府有关部门去来一个“凭天断”，相信层层上报之后，像周总理那样的天才，恐怕也会感到棘手。他肯定又要去请示毛泽东了。毛打仗是绝对的英明，但要去了断这样的家务事，怕倒也是平生**次了吧？·如果不爆发抗日战争假使不爆发抗日战争，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其后的梨园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抗日，首先会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力量的对比和对抗，都沿其原来水平持续发展，而不会发生如今早已显现的那些新变化。小而又小的，其次又其次的，才能谈到京剧当中的京派和海派。那样，梅兰芳就不会在1933年南下上海（后来又去香港）当寓公，程砚秋也无须扛锄北平西郊的青龙桥种地。北平的京派京剧继续繁荣，南方和上海的京剧，反倒要差一些了。·如果马连良再强盛一些这可能是个一直还没被人谈起的题。如果马连良再强盛一些，同时某些方也再检点一些，那么京派京剧的整体力也就更加强大，这种强大或许会对梅兰芳产生影响。京剧之主要行当是一生一旦，生主要是老生，巳主要是青衣。梅兰芳从二十年代开始，就牢牢站在了首席青衣的位置；马连良从“富连成”出科不久即崛起．连续在“前中后”三期的“四大名旦”中占有位置，这些业绩可以确认他是北平生行的**位人物。我小时候，就在戏园子里亲耳听到戏迷这样说：“这辈子要是没听过梅“王芳和马连良，那就算白活了。”梅与马在艺术上都讲求平均分，同时又都不太懂政治。但梅大事不糊涂，马则有时犯迷糊。于是这一来，马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每回都要影响他许多年。其实马的这些“毛病”在追求政治的年代，弄得梅兰芳也爱莫能助了。·如果一解放就搞极“左”这问题似更没人谈过，但经历过“文革”，肯定很多人心里想过。假如中国共产党的极“左”从一解放就风行，那梨园秩序也会相应大乱，程砚秋就有可能取代梅兰芳。程是梨园*早人党的，介绍人是周恩来和贺龙。程早期内心深处受到过多的压抑，于是此时才释放出来，并且有时矛头就直指梅兰芳。据说程为此在党内受到委婉的批评，梅也因受到这种“压力”而争取入党。还有假使一解放就搞极“左”，那么另一个结果就会是极大促使地方戏的兴起，它们会有意无意间联合起来“欺”京剧，因为地方戏在“配合和从属‘政治’演现代戏”上边，比京剧实在是有办法得多。·如果解放后周信芳干得再‘宽’些周信芳在台上是很宽的，假使他解放后把工作“触角”延伸到上海的电影、话剧界，并做出一些更“宽些”的实绩，那么海派戏剧文化活动就会更昌盛，同时也向北京发起更猛烈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的梅兰芳，恐怕很难再慢悠悠了，也只能急起直追，整个北京的戏剧圈也会为之激荡，京剧那种慢悠悠的古典性格也不得不因之淡化。·如果梅不在1961年就去世如果梅去世时间向后推移，那么他如何在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中表态？个更大的问题是：他能否安然度过“文革”？老舍在太庙遭到毒打而自杀，梅兰芳如果也被揪到太庙，那种羞辱肯定会比老舍为甚。面对此情此景，他究竟会怎样呢？荀慧生是在太庙遭受羞辱之后，回家感到种种的不堪，但终于忍了下来。他梅兰芳毕竟是“四大名旦”，是整个中国剧坛的顶梁柱，他能够忍耐得住么？应该承认，梅逝世是“死得其时”的。当时的党称他为“一代完人”，到“文革”时，红卫兵则抄了他的家又砸了他的坟。梅和所有的著名文化人是不能置身事外的。他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杀全节，一条是委曲求全，好像不容易有第三条道路。如果采取了后者，等“文革”后又得“说清楚”，只有先“说清楚”了才能得到理解。而这“说清楚”对梅来说，无疑又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所幸政治家通常是既会作报告也会作检讨的，这可能是职业习惯所致。检讨一次不行，马上又可以进行第二次。可怜人梅兰芳就难了。他的嘴巴只会说戏，如果用说戏的态度去检讨，肯定是要遭殃的。所以真站到梅自身的立场来看，1961年——无疑就是他*佳的逝世年份，早了不行，晚了更麻烦。时至今日，穿越历史时空去检视各界名人的逝世时机，发现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大智大勇”的问题。肯于并乐于在该“离去”时离去，恐怕要比苟活一时要好得多。千秋万岁之名，以及对于国计民生所发生的实际效能，显然是高于重于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