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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资格施行管制？什么可以保证管制机关的管制措施是恰当的？如果管制机关对市场进行了不当干预，又有谁来纠正？管制机关与被管制者合谋，共同寻租，又怎么办？一句话，就是本书的主题：“谁来管制管制者”？这是一个宪政经济学的问题。按照布坎南的假定，政府不是一个一心为公的仁慈的君主，而与一般经济人无异。如果没有外在的约束，我们很难保证政府官员不去设租寻租。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卫生部越权解释《消费者保护法》给自己免责；北京出租车的“份儿钱”总是降不下来；民航总局总不甘心放弃对价格的干预。我们不能批评这些部门的官员有私心，因为只要没有外在约束，他们“越界’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行政部门权力过大的事实推定，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中恰恰没有对行政部门权限的明确界定，也缺乏制衡它们的机构和手段。近两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事实又证明，那种想依靠行政部门自己改革的想法注定要失败。目前我国审批制度弊端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审批项目的多寡，而在于行政部门有自我授权“创造”这些审批项目的实际权力。所以审批制度的根本改革是宪政改革，即在宪法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之外，剥夺行政部门的自我授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