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小枫作者国家：中国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0-12-01

特色：
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什么？基督教？西方文明？还是应该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去寻求？刘小枫，从中国古代思想中追求人世和人的完美性恰是儒家精神的基本品格角度，考证何谓儒家革命精神，何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出版说明：策划人语十多年前，陈所先生主持策划了上海三联版的经济文库。经四五年的努力，陆续推出了经济学术系列、经济学译丛系列近百余种，其不少著述至今仍在经济学界产生着影响。列入文库的作者林毅夫、樊纲、胡汝银、潘振民、史晋川、王新奎等均已成为著名学者或学科带头人。新闻媒体曾以“三联经济学派”的美称表示赞赏。姑且不论“学派”之称是否恰当，这毕竟是出版理念的一种创意。跨千年之际，笔者又重新回到人文社科的出版岗位，主持上海三联的编务。接盘伊始，便有一个意愿，企求能为繁荣、活跃中国学术文化尽绵薄之力。策划《三联评论》拟可视作上海三联出版理念的延续。自然，学术命题已不局限于经济学，将广伸到文、史、哲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王元化先生曾对目前知识界、教育界存在的“注重理工科、重实用，而轻文史哲”的倾向表示担忧，后者正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三联评论》的任务是将学界精英及中青学人的成果推向学界和公众社会。这一理念得到上海三联同仁的一致支持，为此，我感到欣慰，并充满着信心。策划《三联评论》的初衷是旨在活跃学术文化。学术的本质意义是科学、是知识。作为学术研究，学术思想的探索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品格。不否认，任何时代的学术文化都渗透着部分或局部的意识形态成分，意识形态也因不断吸取新的、优秀的学术思想而显示其活力，但学术文化毕竟不是泛义的意识形态，它有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三联评论》丛书所追求的，是学术的原创性和多样化，鼓励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价值的学理知识，充分显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理性，在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范的秩序下，倡导学术文化的自由。这也是我们确定丛书基调的出发点与归宿。鼓励有思想的学术，不仅仅是指学术理念、学术伦理价值和学术文化构建，还包括认识论、方法论的创新。我们不准备在词章考据、文字训诂的传统学术方面开拓出版疆域，而是注重提升知识与思想之间的建设性张力，注重对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因此，收入《三联评论》的著述，可以是前沿性的思想文化研究，也可以是边缘性的学术探索；精英学术文化与大众学术文化并存，国学与西学互补；既欢迎某一领域的学理创新，也欢迎多元文化话语对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文学、美学的讨论；学术思维方法不拘泥统一，实证的、微观的、宏观的，兼收并蓄。但有一点是强调的，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应作为出版价值判断的依据。学术著作出版的创意，还想在文本及形式上作些尝试。我们将《三联评论》限定在8万到10万字的学术著述。相对皇皇宏论而言，它们只是“微型学术著作”。这是希冀学者将某一命题研究的精华熬成一书，在简约的著述中凸显其学术思想的含金量。这一出版理念也是想矫正90年代以来盛行学界的空疏、矫情之风，重树“理精而义明”的务实学风，以匡正文化消费主义、商业世俗化侵蚀学术而导致的浮夸与焦躁。求短、求精、求新，将是《三联评论》这一品牌的定格。现收入丛书的，既有学界名流的精品，又有新进学人的力作。正是学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才使策划人的意图得以实施。编辑《三联评论》将一以贯之三联的出版传统。这就是三联创始人韬奋先生所提倡的，“文化的继承和时代的创新”。我们将把《三联评论》视作学术新人的一块园地，即使有的著述还不够成熟，但只要有一点建树和突破，我们都表示欢迎。同时，学术研究作为科学知识，有着自身的价值基准和游戏规则，对一家之言，也将持宽容、尊重的态度。有位学界朋友说得好，“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世界主义化过程。”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耕耘和建设，应该是开放性的、前瞻性的，决不能抱残守缺、拘泥传统，自然也不提倡抛弃传统。构建多元的、适应全球化的中国学术文化体系，将世界意识渗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应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态势。这也是《三联评论》努力的方向和应尽的责任。王元化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时，对学界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希望：“学界不要让世纪末的时尚口号和花哨的旗帜所遮蔽，使相互认同产生障碍”，“要沉潜于自已的专业，为迎接新世纪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拿出真东西来”。我和上海三联的同仁将以先生的希望自勉，执着、努力，为社会多出版一些优秀的学术著述。吴士余2000年6月于上海

片断：心学成圣论与儒家革命精神儒家革命精神发展史的下一个重要环节并非是新一轮革命论说的出现，而是儒教革命精神气质的臻进，这种气质变化本身就是革命性的：陆王心学促成儒家革命精神的个体转化，法圣王变为当圣王、法圣人变为做圣人，公羊家一路革命精神论在精神气质上得到重大推进。公羊家革命论的核心是“素王”论，“素王”受命于天，成为圣人，关键在于有圣心，即以先知先觉之心承天子之道——尧舜之道。“素王”论因此已蕴含着儒家革命心性论：“革命者，必先正己而后能正人。故不先自正者，春秋讥之。”但公羊、纬书的素王只是唯一“素王”，即孔子；在陆王心学的思想中，“素王”成为心性论的“素王”，人人只要明心见性，就可成为“素王”，因而革命精神的圣人正义论在心性义学上得到加强。心学成圣论的**要义是人人可成圣人：通过立大志。直诉心性，与天相通，天地万物备于我，就可成为先知先觉。如前所述，先知先觉原是孟子用于描述伊尹和孔子的，如今用于“我”，“我”即“孔子”、“伊尹”式的圣人，就成为儒家的人生律令。陆九渊的“人孰无心，道不外索”的思想具有的革命性，正在于把道置于儒者个体的“我”心，使圣人的历史性（孔子）转化为个体的现在性。不是我心据于道，而是道据于我心；不是我心效法圣人，而是圣人出于我心：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于大而化之圣，圣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在今文家革命论中，因孔子与天道（公羊传、春秋纬、孝经纬）的特殊关系，包含唯有孔子为圣人的思想。象山心性论突破了孔子圣人的历史规定性和唯一性，则人人可成圣人，人人可以自居为“素王”。这一革命性的内在化转变，仅由“心即理”这简洁的思想就达成了。接下来就必然形成内在革命论——明心见性成圣人，这是心学成圣论的第二要义。可当圣人与成圣人还不是一回事，成圣人需要内在的革命功夫，即通过修身成为先知先觉。孔子是“天纵之圣”，象山的放心成圣改造了圣人的生成结构——自成之圣，难道还算不上一场内在革命？成圣当然得以先圣典范为祈向，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圣人观念虽然芜杂，但儒家的圣人理想还是明确的。依我夏虫之见，属今文学的韩诗家韩婴述儒家圣人之心颇为全面：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故兴仁义，厌世利，以持之。于时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仪废坏，人伦不理。于是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圣人之心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具体的文化蕴涵。不同的宗教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自然不同。举例来说，宗教都讲济世救人，但如何济，靠什么救，不同的宗教大有差别。因此，必须考究圣人之心历史具体的文化蕴涵。基督教的圣人原貌在耶稣基督，此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源于其天父举一而尽全功的救思行动，度藏于四福音书；犹太教的圣人原貌在摩西，此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源于犹太民族的历史，庋藏于五经书；儒教的圣人原貌在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此请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源于华夏民族形成的三代历史，度藏于儒家要经。不读四福音书，无从知耶稣基督的圣人之心，不读摩西五经，无从知摩西的圣人之心。儒教如何？子张问曰：“圣人受命，必受诸天，而《书》云‘受终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汤武是也；受命于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儒教的圣人之心精神是由什么要素构成的？按韩婴指引，可归纳要素有三：一、明心见天理（自然之法则）；二、济世救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三、保三代文教之制的担当。从韩婴对圣人之心的描述看，这三要素是统一体，成圣人就要在精神上禀有这三重精神质料。儒家心性之学的修身论绝非如某些现代儒生所说，仅有**个层面。一些汉语神学家喜欢将儒家心学与路德思想视为同道，实在搞错，就因为没有看到心性论中的后两个层面。白虎通宗教会议拟定的儒教“国宪”中论圣人四章，开首述明：“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随后就列举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举其事功。因而，圣人与天地通的含义是有具体规定的，绝非抽象的形而上学。韩愈（原道篇）有言，“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此为“吾国文化史*有关系之文字”（陈寅恪语）。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的事功在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保三代文教之制的担当，此为儒家圣人与天地通的具体含义。枵腹空谈性理，不谈济世救民和保三代文教之制的担当，的确未得儒家圣人之心要领。